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问题是指集体行动中因为个体的理性选择而导致集体选择的结果无法达到集体(或社会)效用最优,主要表现为"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和"阿罗悖论"三个定式.国际交往中的集体行动问题源于两个因素:不确定性和国际政治市场失灵,它们严重制约着国际合作的发生和持续.建立国际制度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促进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     

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

近20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持久关注。文章主要探讨当前影响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相关因素。在回顾西方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把从勒庞提出的感染理论一直到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整合成四个取向,即：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行动的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文章主要关注剥夺、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这三个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影响。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剥夺和资源动员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剥夺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因素,而当前政治机会对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无显著影响。     

集体行动发生的三种解释路径及其简评

运用比较法,对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社会心理学解释,强调集体心理、怨恨和剥夺感等心理因素;二是社会结构解释,重视阶级结构、社会变迁和国家控制能力等因素;三是理性选择解释,认为行动者的理性判断、制度和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劳资议价能力探讨

立足当前存在的劳资分配关系问题,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应用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剖析了企业利益集团形成的机理,探讨了工人集体议价制度缺失的诱因,并考察了发达国家的相关历史情况,指出利益集团的非＂共容性＂会增加社会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使经济发展进入僵化阶段,并引致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因此有必要从建立开放的市场准入秩序、完善要素谈判制度、构建＂共容性＂利益集团等三方面着手,提高工人报酬比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农民工集体行动参与的代际差异性实证分析——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近年来劳资冲突呈加剧态势,各种集体性抗争行动不断增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本文利用2010年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集体行动参与进行代际差异实证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客观的集体行动参与还是主观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未来自身权益和亲朋好友老乡同事权益受损等不同情境时两代农民工愿意参加集体行动的比例都很高,新生代农民工则更高.这一方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以及维利意识较之他们的父辈要强烈,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工整体上对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和对现存体制内诉求渠道的失望.     

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兼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认为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集团的规模,即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而言,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更为有效。但是奥尔森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与此相反的事实:现实中很多大集团中的成员很乐于供给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团中的成员却怠于供给公共物品。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人即使处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给公共物品的行为也不同。奥尔森说大集团与小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原则,但是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划分界限却不明确。因此,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成员供给公共物品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存在缺陷。成员对集团的身份认同才是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一个大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很高的身份认同,他会积极供给公共物品;而即使在一个小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较低的身份认同,他也会怠于供给公共物品。     

法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性质辨析

由于"群体性事件"概念不能蕴含现实中存在的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具有内在缺陷。以"集体行动"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性冲突,可以涵盖它的维权特性,弥补上述不足。从法学视角来看,集体行动是公民行使联合行动权利,维护自身生存权利、经济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法律行为,它是公民宪法权利行使和人自我发展价值追求的体现,具有宪法上的渊源和伦理正当性。     

群体性事件中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逻辑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产物,触发性事件的发生、流言的传播与扩散、问题化技术的使用以及目的达到后的退却,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开启制度化的通道,实现从非制度化公民参与向制度化公民参与的转变,将群体性事件转变成常态的公民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