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群体性行动逻辑的分析与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其产生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政府管理等多方的原因。本文试图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从意义建构到共识达成——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个解释模型

网络事件的发生与"事件"本身的特征有关,更与行动者对"事件"的选择性建构有关。因此,社会焦点问题并不必然引起网络集体行动,只有当某个"事件"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特定意义时才会引发网络集聚,这需要通过意义建构将个体性矛盾转化为社会结构紧张。以此为基础,网民还要对"事件"被赋予的多重意义建构进行理性取舍和融通整合,这需要通过"我们化"来达成网络共识。一旦上述过程得以实现,网络集体行动就开始了。     

评巴泽尔的产权国家理论

巴泽尔用产权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构建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该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第三方介入，其职能在于确保社会各方合作和交换的成功；国家规模取决于领土规模与人口规模，而国家范围则由国家实施的合约价值与境内总产品价值的比值来决定；国家分为法治国家与独裁国家两种类型，法治国家向独裁国家演变比较容易，但财产权、自由、民主等因素也会推动独裁国家向法治国家演进。巴泽尔的国家理论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但其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忽视了个人与组织的本质区别，他未对“权力”、“集体行动”等关键概念给予明确界定也为其理论留下了一定的逻辑缺陷。     

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根基与当代营建

复杂竞争与发展语境下,日益需要自觉营建核心价值观。传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历史磨砺中形成、选择的"群主体性"。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共同知识、共同情感,是形成共同行动的重要基础。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相互生成、相互确认。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传统现象,对所有的社会与共同体而言,传统都是营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重要资源;另一方面,不同的区域会形成、遭遇不同的传统,传统的多样性是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具有丰富而多样的传统,同时又处于多元开放国际格局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营建核心价值观,尤其需要把握核心价值观的重叠共识特征、文化融合趋势,通过社会结构、社会建制的合理化着力增进核心价值观的开放兼容可能。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等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启示--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代表人诉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奥尔森提出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两项措施：减小集团规模和选择性激励。从而为解决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困境提供了分析工具和重要启示。     

国家竞争力研究的新制度视角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的角度无法探析到国家竞争力的深层因素,从而无从理解国家竞争力衰弱的根源,以及为何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可以长期存在.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制度稳定性、集体行动逻辑以及分利集团三种理论去解释了低效率的制度安排缘何可以长期存在,并运用诺思和奥尔森原则为加强国家竞争力提出制度建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