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零售商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的供应链网络均衡研究

研究零售商质量控制和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背景下供应链网络均衡问题。应用条件风险值度量风险规避程度，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描绘供应链参与者的最优经济行为，设计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考虑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策略对均衡的影响，证明均衡解存在且唯一，并运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求解均衡模型。最后对重要参数进行数值分析，揭示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对供应链均衡解以及参与者条件风险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参与者越规避风险越有利于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制造商或零售商自身的CVaR，同时增大对方的CVaR，对因产品合格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而言，制造商所得优于零售商。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探讨初中道德与法治高效课堂的构建

初中道德与法治在初中生学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学生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的学习和领会会对其未来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条条框框比较多，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单纯地记背这些枯燥的知识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学习效果。基于此，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应该从提高课堂效率入手，构建初中道德与法治高效课堂，从培养学生兴趣习惯入手，增强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激发学生思维，开阔学生视野，让学生在高效课堂的学习中扎实掌握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知识，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     

中国国民核算演变的公共品视角:模式选择、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

国民核算作为一种国际标准统计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一种宏观经济统计信息,具备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属于一种公共品。本文不是中国国民核算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的全面论述,而是从公共品视角对核算模式选择、知识生产和体系构建补充一些认知。研究提出:(1)中国统计改革起点是口径符合物质平衡表范围的产值指标,从未系统实施过物质平衡表体系;中国国民核算模式转换和体系改革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民核算实践发展不够平衡,总体上大致处于1953年版至1993年版之间,部分项目达到了SNA 2008年版的水平。(2)中国学者在国民核算领域的学术增加值主要是论证中国核算模式的确立,对SNA的引进和系统、深入解读,SNA的中国化探索;国民核算的知识生产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质量提升,需要学者坚守阵地、贡献智慧,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国民核算需要"脑书"Handbook进一步研究学理和方法论。(3)SNA自身面临的困局和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国民核算提出了要求,通过中国SNA体系的构建路线图,给出了中国SNA体系化发展的路径。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的未来程序设计与构建设想

社区矫正的工作纳入我国工作机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它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一项重要的举措,是走向立法重要的实践。对应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如何确立合法的、科学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检察的效能,是当前应当破解的重要课题。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风险社会”的个性化，要求我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具体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启示。     

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发展

文化的共生和包容是中国与东盟交往的基本属性,为双方消解了分歧与误解,文化认同是其共有价值体系的基础。夯实新海丝路的建设其重点在于文化先行,中国和东盟各国必须在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下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互为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构建和平、友谊、和谐的中国-东盟关系,最终达成与新海丝路沿线各国的利益交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东盟区域长治久安的目的。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