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一味趋新之教训的反思

从梁启超、《新青年》《新潮》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求新乃至一味趋新的传统.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一味趋新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一味趋新很容易以“新”排除其他文学形态,从而导向文化专制,“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就是一味趋新的悲剧结果;而新时期之后的趋新所遇到的尴尬又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从文学史撰写的角度看,一味趋新容易造成文学史的单向度与单一化,而不能将文学史复杂多变的立体运行结构呈现出来.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宓、梁实秋等人就对新文化的一味趋新提出了质疑;而林毓生在“文革”之后提出“比慢”的命题与李泽厚假设当年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可能走上富强的国家,就已经暗含着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一味趋新的批判反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国防建设述略——以三线建设为例

20世纪六十年代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形成了以调整军事工业布局为主旨的三线建设决策。上海市除了参加国家分配的大三线建设任务外,还在江西和安徽等地进行小三线的建设。上海市支援国防的三线建设前后二十多年,为国家工业布局调整和国防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季羡林“抄书”

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一天,一个学生来向他借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季羡林一下子犯了难,学生要借的这本书是极其珍贵的孤本古籍,如果在翻阅的时候稍有污损,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但面对学生渴求的目光．季羡林又不忍心拒绝,便对他说：“你过一个礼拜后再过来取。行吗？”学生欢欢喜喜地走了。     

记忆中的自行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句流行语叫“三转一响”．在当时这是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的一个转指的就是自行车．可见当时家庭中如果能够拥有一辆自行车．就比别人要牛气些。     

回归欧亚大陆——中国大战略转型

文明是地缘的产物,东西方文明观念根深蒂固的差异源于地理因素。数千年华夏文明始终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而存在,文明力量是中国的战略优势之一;过去200年,中国成功地消化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伴随着美国衰落,中国海上进取的门户洞开,固有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复活;中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克制,与美协作,实施大战略回归,而西部战略通道的开拓将缔造全新的欧亚世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土地占有与使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作为山东省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外来资本的影响下,土地占有与使用关系既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又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土地占有者的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各阶层使用土地各有特点。出租地主略占多数,富农阶层较多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己耕作土地的形式是中农阶层的最主要选择。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