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政策性房地产金融机构建设的思考

在市场机制存在资源无法有效配置的局限性下,商业性房地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房地产金融机构协同发展的同时,应更重视政策性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发展。借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我国政策性房地产金融机构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配合公积金项目,筹集社会各界资金,保障我国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Living on the edge: welfare and the urban poor in 1930s Beij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poverty and welfare provis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as dialogue and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urban poor. Earlier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rban have tended to emphasize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efforts of planners and city governments to modernize China’s cities, rather tha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city.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extensive archive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Social Affairs Bureau to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erience of poverty and the agency of the poor. The archive confirms that Beijing’s growing and increasingly formalized welfare institutions were designed to discipline the poor as they alleviated poverty. However,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pplicants for welfare and the Social Affairs Bureau also reveals that the poor often approached these institutions instrumentally and assertively. Recourse to the welfare institute became a livelihood tactic, a claim on the authorities in pursuit of which certain sub-groups within the poor mobilized intangible assets, from social networks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nded terms of the system, to sway the terms of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their own favour.     

马克思理论视阈中的“现实的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考察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马克思对整个思想史上各种“片面人”的颠覆性阐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和经验论决裂的标识。它不同于性恶论或性善论或既无善亦无恶论，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人，更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与黑格尔思想及其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思想交锋的过程中，马克思分别通过以所有制为轴线动态考察历史发展和以分工为轴线静态考察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两条线索来阐释“现实的人”的内涵，并以生产工具为红线，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现实的人”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予以微观透视。由此，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以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的序列构成的结构性存在来解释人才是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人”。     

在京壮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问卷调查分析——兼与广西地区壮族比较

文章在调查所得数据基础上,对北京地区壮族人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进行分析解释,兼与现有的对广西地区壮族的各项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对壮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长株潭两型社会示范区工业地产发展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长株潭两型社会示范区工业地产发展水平,本文以望城经开区为例,采用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充分了解园区工业地产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园区工业地产发展经验,对未来园区工业地产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并提出提高长株潭两型社会示范区工业地产发展水平的相关对策措施。     

建构一个新的城乡一体化分析框架：机会平等视角

对城乡一体化的现有研究或采用经济学视角,或采用制度学视角,而很少采用机会平等视角。研究认为:不论是经济资源配置还是制度和政策制定,都要视对城乡机会平等的影响如何,来判断其是否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机会平等是城乡一体化的本质属性。当然,机会是复杂、多样的,可以划分为基本生存机会、中层机会和高层机会,与此同时,平等也可以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推进不同类型机会平等上,城乡一体化表现出不同的进度。该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分析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包括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     

北京外国人社区生活调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来京的外国人逐年增多。调查显示,外国人对所在社区评价总体比较高,但他们的评价也因年龄、性别、来源地、滞留时间等不同而略有差异,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与选择也并不相同。居住在北京城市社区的外国人对所在社区的审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由外向内的独特评价视角,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区、提升社区服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唐五代敦煌寺院与中原田庄比较研究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处于吐蕃和归义军的统治, 此时的寺院模式与中原历代形成的田庄极为相似。通过二者在阶级构成、经济生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比较, 可得出结论: 此时之敦煌寺院为不完全之田庄。     

清代满族文学与"京腔京韵"

清代满族人的汉语北京方言表达能力升至高水准,满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的"京腔"艺术性语言,也跟进于本民族的语言拓展,标示出高水准。清初满族刚刚登上汉语文坛不久,他们的诗人即一反中原文学引经据典、高深莫测之传统,蹊径独辟,是以天然、浑朴、俗畅、晓白著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最能代表满人文学成就者,非满族小说莫属,其一以贯之的长处,也首推语言,曹雪芹《红楼梦》、文康《儿女英雄传》,以及清末大量涌现的满人京语白话小说,还有子弟书、八角鼓等俗文艺,无不引领中国近代早期白话创作风骚,开启现代"京味儿"文学先河之功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