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经济全球化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特征表现为三角化、区域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现有政治格局,推动世界政治朝全球性方向演进并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机构或协调治理形式。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方面处于弱势,这要靠全党全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利用自己已经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去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市场全球性扩张的新的历史阶段。从马克思的立场看,全球化将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随全球化而来的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新经济时代的职工收入结构探讨

认为新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转移 ,迫使职工参与生产获得收入的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动 ,因而在对单一劳动收入的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理论上探讨了劳动与资本并存的拥有财富的收入途径 ,提出了建立我国职工收入的新结构 ,并分析了双因素收入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人为本，建设生态经济——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和根本

21世纪西部大开发决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 ,它比经济增长应有更高的目标。人类社会在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 ,必然向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因此 ,西部大开发再不能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资源经济老路。以人为本是关键 ,建设生态经济是根本。     

发展县域经济的新思路--铜梁县域经济调查引发的思考

县域经济作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中观层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本文通过对重庆铜梁县域经济调查 ,认为它在适应市场的改革、文化和城市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等方面有许多可取的经验值得推广 ,也存在一些内地县市所共有的问题需要解决。本文试图介绍铜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归纳内地县域经济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思路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三次改革使得地方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内在要求与事实上的行政区经济的强化的冲突日益凸显。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既要履行地方政府的一般职能,又要发挥其特殊的作用。推进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角色应当重新定位。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中国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对国家的经济主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与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必须适应这种历史潮流,科学认识与理性应对,以便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要素禀赋、农户分化与农业价值链技术选择偏向

基于551份猕猴桃种植户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猕猴桃种植户分成发展型、规模种植型、劳动力富裕型三类,实证检验种植户类型对有机肥施用、新品种采纳、猕猴桃网络销售三个价值链技术活动选择的异质偏向性,分析农机补贴、产业组织检测、技术培训三个组织支持变量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发展型对于三个价值链技术活动及其联合采纳的选择偏向性高于其他类型,劳动力富裕型种植户对价值链技术活动的选择偏向性低于其他两个类型种植户。三个组织支持变量对同一类型种植户参与不同价值链技术活动以及不同类型种植户参与同一价值链技术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针对不同类型价值链技术活动参与特征以及组织支持调节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     

Business reform outcomes: Why so different?

Post-crisis policy making increasingly focuses on doing business reforms. We argue that the effects of those reforms will be different across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 reform outcome divergence, we advance a novel firm-size distribution (FSDs) argument. At the center of the argument is the fact that FSDs are different across countries and stable over time. Then, if a given doing business reform induces firms of different size to grow differently, this will produce a variety of reform outcomes across countries. To advance the argument, we set up a trac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GE) model and study how firms of different size grow after a doing business reform.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larger firms will grow faster than smaller firms after the reform. The model predictions are tested on the Enterprise Surveys (ES) data, merged with the Doing Business indicators. We confirm that firms of different size grow differently after a Doing Business reform. Thus, based on the notable differences of firm size distributions across countries, identical reforms to start, operate and close a business will produce a variety of reform outcomes across countries.     

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概念架构与编制实践研究

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是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核心表式,具有统计协调和分析工具的双重作用,能够准确监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及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还未有国家编制出基于实际数据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前瞻性探索,但系统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构建指南还亟待完善。本文首先从供给和使用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概念框架,界定数字经济特征活动的概念和范围,梳理OECD 划分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中的产品清单和数字经济产业分类;阐释数字经济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贸易活动的内涵和种类。其次,围绕“产品×产业×特征活动”三重维度,设计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整体架构、阐明其核心指标。再次,编制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实例,剖析编制流程、总结编制要点。最后,提出结论和建议。本文尝试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为提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提供核算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