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条件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也是其兴起的外在条件。其兴起的理论前提是对孔孟之道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超越。这也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兴起的内部机制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儒家工商业思想述要

儒家充分肯定了社会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因而主张鼓励和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民间工商业可能导致的某些弊端极为关注，并从多方面设法防范。儒家还论证了自由主义工商管理政策的必要性，并对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多方面批判。儒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译介

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从传入西方开始,便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所有译介中国经典的人物当中,理雅各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严谨的译介作风及至今日仍被业界所推崇,其《论语》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标准译本,而其成功的经验及其译本的不足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宋若莘姐妹与《女论语》研究

<女论语>是中唐著名才女,河北人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的著作,它以女性视角体现着儒家"礼"的重要思想.明末儒者王相将其选入<女四书>,明末至民国初年对女性的社会化有较大的影响,其成功在当今社会仍有借鉴价值.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