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中州文士对元代儒学的贡献

本文分析中州文士对元代儒学复兴的贡献。文章分四大部分 ,即缑氏山杜时升、杜瑛父子维系二程性理之学的贡献 ;河南姚枢光大北方理学第一功 ;河内许衡继往圣、开来学之功 ;鲁山王磐、西华徐世隆、卫辉王恽推波助澜之功。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儒家哲学思想在转型时期的积极作用

我国当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当中,我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价值观的失范、社会分化等问题,儒家的合理内核思想为我们解决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