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眼中的礼乐治国

清明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今年清明节许多祭祀典礼上，参与者纷纷身着“汉服”，以复古礼仪拜于祭坛之前。名为“恢复传统文化”。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

孙中山奉安大典是现代仪式政治的典型案例。为了突出孙中山的独特地位,国民党采用了“党葬”而非“国葬”的名义。典礼的组织架构可谓“党治国家”体制的缩影,典礼的宣传则体现了自上而下系统灌输领袖崇拜的努力。奉安礼节极其繁杂,场面极为盛大,“党葬”气氛空前热烈。典礼本身的成功,显示了国民党人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代宣传手段的谙熟。但普通民众和上层社会的异议,表明“党治国家”的社会凝聚程度还很不够。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彝族木刻的文化解释

彝族木刻包含商品交换、宗教祭祀、军事征伐、调解婚姻纠纷、政治行为等方面文化含义,是加深理解彝族传统文化的新视点.     

浅论南岳衡山的祭祀文化

南岳衡山祭祀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的原始崇拜,虞舜时期开始最早的祭祀活动,到隋代对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庙祭祀,唐宋朝形成高潮。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尤其繁盛。南岳祭祀文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祭祀传统,不仅是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地方分权制在近代中国的植入与重构

通过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从西方植入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传统“大一统”文化的作用下,这项制度的本土化过程背后,发生了价值内涵和制度内容的“中国化”重构.在对这种重构的文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近代中国有过地方均权等中国式地方分权制的探索,但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仍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权力体制,地方分权只成为具文.反思历史是为了指导当下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方制度建设,剖析“大一统”文化传统对地方分权制度进行重构的机制和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中关键突破点的前提.     

论祖宗祭祀礼的伦理思想根源

本文从祖宗、祖神以及祖宗崇拜的起源与鬼神观念的产生和生殖崇拜的发生之关系入手，论述了祖宗祭祀的文化构成。并着重探讨了祖宗祭祀礼的伦理思想根源与本质，指出祭祀的情感要求是恭敬虔诚，祭祀的典礼节仪要求是等级秩序和差别规范，祭祀的功利目的是重生养身。     

"望祀"礼仪考论

“望”在古代是一种盛大的祭祀活动,它不仅有严格的仪式要求,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对其祭祀礼节,至今很少有人作出细致的考证,文章试图通过对上古文献中有关祭祀礼节的梳理,描绘出这一上古时期盛大祭祀活动的礼仪形式及其与封禅、巡狩、郊天等帝王祭祀活动的关系,并对望祀的政治意义作出简要阐释。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孔子“为仁由己”之“己”梳辨?

从《论语》的整体思想语境中看,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学命题中的“己”不仅是“复礼为仁”的承担者,且内在地蕴含着“复礼为仁”的条件。“克己复礼为仁”的过程就是“己”之力量发动和“己”之人性本质自我塑造的过程。以“己”为基础,依“己”在“为仁”之路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为仁”之路的道德实践进程,是由一“身”之“己”出发,经“人”之“己”的洗礼,终至于“仁”之“己”大境的过程。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红岩》中称谓的意义

《红岩》中的称谓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保护性“策略”,业缘关系的“同志”称谓具有支配地位,血缘关系称谓则被严重边缘化;这种称谓结构实质上也是新时期语境下的重建。对其称谓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解读,可以反映出该作品的时代、社会特征及其被“建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