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乐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探讨

中国古代礼乐思想对于历代社会的和谐稳定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建设现代和谐文化，离不开礼乐文化。现代社会所需的礼乐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先进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古代礼乐文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创新，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进步。     

先秦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先秦儒家从“德治”理论出发,从伦理的角度来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主张通过构建权力执掌者的道德价值体系、强化当权者的道德自律意识等方式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一理论立足于传统中国的现实,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道德理想主义又使儒家的权力制约手段和方式重于自律,忽视他律,重于防范,疏于制裁;制约对象和内容重于叛臣,疏于贪吏,重于品行,疏于官吏的能力和实际作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先秦儒家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话即文化——对《盐铁论》对话传播之文化意蕴的一点阐释

《盐铁论》的话语特征特别是对话传播具有一种文化的内质和历史的生成性,"贤良文学"与"大夫"对话中儒家话语与法家话语的对立及其引用先贤话语的风格特点,均从话语即文化的的深层蕴涵上表征了汉代文化生态特征。     

上博简《诗论》与《诗·郑风·将仲子》的几个问题

关于《诗·郑风·将仲子》一篇诗旨,历来有"刺庄公"与"淫奔"两说,仅据诗意很难释疑解歧,上博简《诗论》的相关评析,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联系到孔子的"三畏"之说,可以肯定汉儒以"美刺"说来解释此诗,是可信的。由此也启发我们对于《诗序》和毛传、郑笺的价值应当具体分析。     

“第三代新儒家”刍议

“第三代新儒家”是沿用了目前大陆学界通行的说法,意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即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新一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在继承前辈新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使当代儒学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多元化倾向、方法论的自觉、批判性与现实性、“道问学”的转向与“生活世界”的开掘。     

用儒家“仁爱”精神调适大学生人际关系

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加剧的"阵痛",已明显"克隆"到大学校园,贫困生群体的迅速扩容、"显富"与"仇富"心态的对立,也已造成骇人闻听、最为严重的人际关系紧张行为后果.而"仁爱"精神是儒家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仁者亲亲"强调家之爱;"仁者爱人"强调人之爱、社会之爱;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己不欲勿施人,则强调平等宽容.因此,挖掘其精华,理应能从宽容大度、平等待人、克己奉献、自重乐观有为的心态、思想、精神与人生态度方面,促进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和谐调适.     

《松陵集》的思想底蕴:儒、释、道并存与疏离

在《松陵集》中 ,皮陆对儒、释、道三家没有什么偏激的态度 ,既不勉力持守 ,也不故意拒斥 ,是非常不经意的包容。皮陆未能浑融地化用儒、释、道思想 ,使诗作缺失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广阔的人文情怀。《松陵集》中诗人主体意识淡薄 ,未能铸就完整的诗歌意象 ,与《皮子文薮》及《笠泽丛书》大相径庭。《松陵集》述及生活趣味、友朋交情 ,多有温婉动人处 ,在唐诗中自具特色。     

论先秦儒家的传播思想

在中国古代传播史上,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方式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首开先例、卓有成效的。他们游说诸侯,办学授徒,编辑整理古籍和著书立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儒家对传播功能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儒家认为向民众的教化传播对赢得民心、稳定政权有重要作用,同时认为传播的作用具有双面效应．统治阶级应慎重对待传播的影响。综而观之,先秦儒家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思想,是富有创造性的,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论西汉“奉天法古”思潮

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源于战国儒家民本思想。所谓家家有百亩之田、无处不平均、无处不饱暖的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理想,始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