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孔开新与国民性改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文化新人为着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的重建和文化信念的确立 ,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激烈的排孔开新 ,由批判旧文化旧思想到重视社会主体———人的问题 ,主张进行国民性改造 ,这就为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样 ,国民性改造问题 ,就成为排孔开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链条中的一个关节点。国民性改造的讨论在排孔开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是新文化运动进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对问题讨论的一种深化。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国家发展、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 ,因此 ,它不会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破与立 ,必然要以社会主体的根本改善为问题的解决和答案。     

陈隋时代《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

隋时,第一位从事《文选》著述的萧该,实有六朝时期重视家学的渊源,但因北魏孝文帝以来文学土壤仍旧较为贫瘠,一时间并未在北方形成《文选》学的兴盛。但此际的江南,特别是江都,因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晋王也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十多年的重视和积极营造,形成了一个在帝京建业凋零、残破之后迅速崛起的经济、文化中心,由此蕴育出了一个以曹宪为核心《文选》学中心。但好景不长,江淮间《文选》学的繁盛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些《选》学名家至少在武后初期就已聚散,流寓、充实到北方的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学术圈。以李善为界碑,北方郑、汴间的《文选》学已开始兴盛,因毗邻帝京,人文荟萃,而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甚至在初唐,《文选》就已得到了知识界高层的认同。     

晏阳初:平民教育从中国到世界的历程

晏阳初先生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社会改革家,是我国早期社会学中乡村建设学派的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平教运动和乡村改造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今闪耀着进步思想的光辉。本文从晏阳初人生观的形成,其成功之道,以及反映晏阳初晚年平教业绩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等几个侧面,对晏阳初及其事业进行了客观评述和简要分析,并对国外的一些评述进行了回应。     

1961年京郊调查对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的贡献

1961年北京市委组织的京郊调查纠正了北京“大跃进”“左”倾错误,解决了农村生产中实际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同时给一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因坚持真理而受到处分的干部平反,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同情地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走向。这一历史事件必有它出现的理由 ,也有它不能否认的不足。本文以一种“同情地了解”的方式、态度从主客观两方面揭示其产生的缘由 ,同时指出了其大致三个方面的弊端     

五四爱国运动中心新探

从1919年6月3日北京军警大批逮捕学生,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是北京,而不是上海。根据是:北京是这期间全国人民同皖系军阀政府及其后台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最激烈,最关键的所在,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都是响应、支援,配合北京学生的。     

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对"西方"的态度

如何对待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戊戌变法时期的粱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必须以建设性姿态适应近代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另一方面又必须认清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和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对西国与西人保持高度警惕.     

汉语中处置句和被动句的生成句法新解

本文以生成语法下的“中心语移位范式”及最新成果“动态反对称理论”为理论框架，对处置句（ SOV）和被动句（ OSV）进行了分析。根据“动态反对称理论”，汉语中词序SVO和SOV是通过旋转立体树形图中的节点获得，二者同时存在，并无衍生关系。基于此，本文拓展了“中心语移位范式”，提出“补语移位范式”。本文认为补语亦遵循中心语依次移位原则，且被动句中的词序OSV，是补语上移至功能位置，置于主语之前的结果，由此较好地解释了被动句的句法成因。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