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宣帝纪》所载孟达反魏失误二则

《晋书.宣帝纪》所载孟达反魏事件,有两处失误:1、孟达反魏诸葛亮欲促其事;2、把孟达反魏地点新城说成西城、上庸。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从文化编码理论看“经”与“纬”的传统文化阐释

文化N级编码理论强调了实物材料的重要性,并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叠加过程,这为传统文化的探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由于汉字显著的图画象形特质,在揭示传统文化和思维方面有着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势,从汉字入手,可以体察文化原初的意义,破解后代象征符号的文化基因。本文结合文化N级编码论对“经”与“纬”二字进行了文化阐释,“经”“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和“横线”,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二者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含义,“纬”的义项在引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不如“经”,“经书”和“纬书”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本文试图揭示这种文化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新疆巴州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研究

以凉山州会东县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入新疆巴州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彝族务工人员的“获得感”的 来源，从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个人能力提升以及所处社会情境改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群体的“获得感”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提 出了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提升路径，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彝族农民更好地融入流入地，也有利于推动凉山彝族地区脱贫攻坚及 乡村振兴工作，助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查慎行青年里居时期生平辨误三则

陈敬璋《查慎行年谱》认为：查慎行康熙二十一年壬戊师从黄宗羲，查父不许其学习举业，而他南下从军是因为家境贫困。考察相关史料和诗文可知，《查慎行年谱》的观点是错误的：查慎行师从黄宗羲当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十九岁以后父亲就允许他同其弟师从叶伯寅学习举业，并逐步走上科举的道路；查慎行从军也并非被迫之举，而是他不甘心终老田园、寻求功名的主动选择。     

汉代神话特征浅析

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与演变都会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神话也不例外。汉代是神话发展的黄金时期,太一神话的确立、神性的消解、神话谶纬化是汉代神话的典型特色。     

恽敬家族传记的文学与史学价值

恽敬的家族传记按照传主身份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身边共同生活过的家族人物写的传记;一类是为家族先贤立的传记。这些传记能选取典型情节、运用多种文学描写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且能在传记中抒发真性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既有益于恽敬研究、恽氏家族研究,也利于清代传记文学研究。     

四川凉山彝族民歌的美学特征及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凉山、楚雄两州的彝族民歌为比较对象

彝族主要聚居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民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一种形式，它的特征是较为复杂的，同时也是鲜明立体的。基于当前彝族文化呈边缘化、断代式发展的现状，彝族民歌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发展彝族民歌也应从物质、人本、媒介等多个方面予以考察研究。通过比较可见，云南楚雄彝族民歌的推广发展先行，为四川凉山彝族民歌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四川省文化界对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观念十分高远，因此，凉山彝族民歌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可期，大致可分为“点”“线”“面”三个层面的战略规划：推出“明星式”彝人歌手获取“流量”，重视新时代的彝歌基层教学、搜集整理、翻译和学术研究，以及利用现代传播形态体现彝族民歌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