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的政治思想解析

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他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诚以格君”是君职落实的主要途径,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治国路径应该是仁以施治,“视民如伤”, 推行井田制,藏富于民,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利益,方孝孺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立法利民”,强调立法的目的是卫民,倡导普法宣传,加强执法,先教后诛,“治人”与“治法”并重。方孝孺的政治主张在建文帝时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缔造了绚烂的盛世局面,不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有益参考素材。     

明清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文化特征探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江南著名的世家大族,以科第仕宦、研习诗文、治学习艺等著称于世,在其长期发展延续过程中积淀而成深厚的家族文化。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五世方法因靖难发作毅然殉难,此忠孝节义之举为后嗣敬仰,积淀成为方氏世代传承的精神意志的象征;方氏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表现在重视教育、诗礼传家、勤学著述、编纂家族遗书等方面;方氏家训、家学、家风的传承也为家族的稳固与兴盛奠定了基础。作为个案研究,探析方氏家族的文化特征,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政治一体化语境下的创作“失语”与探索——“何其芳现象”再审读

为了能全面揭示“何其芳现象”的成因及其内涵,联系作者生平和经历,以“失语”和探索的矛盾方式,就成为解读的重要途径。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方文“嵞山体”长诗的叙事艺术

清初遗民诗人方文以历史的框架作为抒发哀乐的依托,把"史思"与"诗思"高度融合,所为诗歌风格独具,称"嵞山体"。其中的叙事长诗以其"以诗存史"的创作意旨、视角周转的叙事艺术、平实简淡的语言特色、朴老真至的抒情风格,契合了世事变幻的特定时代文人写实写心的需要,在清初诗坛赢得了与"梅村体"并举的地位,继起效尤者不乏其人。对"嵞山体"叙事诗展开研究,不唯有助于了解易代之际生民百态,对了解中国叙事诗的演进也深具意义。     

方以智《通雅》分目浅探

明末学者方以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代表作《通雅》,内容、分目仿《尔雅》之例,而又有所革新。《通雅》分目上的革新不仅反映了方以智个人的学术思想体系,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同时也代表了“雅类书”发展的巅峰。考察了《通雅》浮山本、四库本（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光绪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的分目异同,并在综合考虑全文体例统一、各版本异同及其原因的基础上,对《通雅》分目情况及各类各目条目数量进行了整理统计。《通雅》在类别设计上是比较全面的,但各类、各子目收录的条目则非常不平衡,这说明《通雅》之“通”在于类别的完备,而具体到研究对象,仍然是以常用词语和疑难词语为主,不是一味追求内容的全面。     

端方农业近代化思想初探

端方是晚清比较务实、有作为的政府官员,是满人督抚中的佼佼者。他在奏折和批文中提出了系统完整的农业近代化思想。他力主引进外国先进农业技术和人才;倡导近代农业教育;重视开展各种农业试验,推动中国近代农学的发展;提倡农工商一体化。他的农业思想所彰显出来的那种务实、开拓精神,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试论明中期学者丰坊诗经学考据特征

明中叶学者、书法家丰坊《诗经》学著作多被斥为“伪书”,评价也因人废书。丰坊《诗经》学著作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与同时期的杨慎与季本《诗经》学都具有明显的考据特征,明晚期的梅鷟、陈第、焦循等继承明中期考据学特征,直接开启清代《诗经》考据学,影响清代《诗经》学乃至经学发展。     

医药化学家孙思邈

孙思邈早年时便以严谨的态度研究丹药,对一些金石矿物与丹诀反复试炼,撰有《烧炼秘诀》、《太清真人炼云母方》、《太清丹经要诀》等多部化学制药著作。在此基础上,他谨慎地在临床实践中试用这些金丹,功效显著者便记录在《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后者记载的丹药尤其丰富。孙思邈是中国古代医药化学的先驱。     

方国珍的行为方式与路桥地域文化之关系

方国珍在元末敢于率先造反,而后却始终蜷守浙东三郡,不能抓住时机谋求发展,最后又昧于事势,迁延不决,导致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而后者又与他所处的浙东台州一带特别是路桥地区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关。这是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影响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及其结果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也可以窥见浙东台州一带特别是路桥地区地域文化传统特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