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景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 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拨乱反正、回归元典: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改造纲领

回归原始儒学、重新解读元典,已成为儒学思想发展史上不断重复的现象。顾炎武认为:回归元典,必须拨乱反正,必须把被曲解和被遮蔽的元典本旨重新发明出来;这就必须运用一些新的学术方法和规范,如知音考文以读经等,对原有的学术思想进行改造,以正本清源、复归本旨。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重审通假字与古今字

通假字与古今字是古代汉语里一对常见的概念，然而在现在的教材和学术著作中，二者的界限和分类仍比较混乱。本文试分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杨慎古音学源流考辨

吴棫《韵补》大体上是为"古音"而作,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古音"概念。《韵补》综合运用押韵、谐声、异文、古读等方法考订古音,这也是他的开创,并被后来的古音学家所继承。杨慎古韵学出自吴棫,他的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古音"概念,注意到了古今音变的复杂性,改进了考订古音的方法。陈第古音学在杨慎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大的突破:完全抛弃了"叶音说",注重阐明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采用穷举法等。至此,明代学术,在古音学方面,完成了同清代朴学的对接。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荀子》中的“故曰”

对《荀子》中的45个“故曰”，前人或不加训释，或一概译为“所以说”。其实这45个“故曰”的使用情况可分为：①先议论后总结的，这种“故曰”确可译为“所以说”，其后为荀子语言，共有17例，占37．8％；②先引述后申说的，这种“故曰”则当译为“老话说”（或译作“旧书上说”，个别的则要译作“所以前人说”等），其后乃属引语性质，共有28例，占62．2％。分辨这些情况，不但有助于准确地解读，而且对剖析《荀子》内部的语料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

在中国史学界，顾颉刚等一批现代史学精英在抗战时期成立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等学术刊物，最先倡导系统研究边疆民族史、民族地理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