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姑传说中的巫术意义

紫姑信仰作为一种世俗性很强的民间信仰曾经遍及华夏大地 ,而巫术文化则以不可抗拒之力在紫姑传说中踵事增华 ,拜偶人、穿败衣、请神、扶乩、颂祝辞、念咒语、画符 ,等等 ,各种巫术内容杂糅其中 ,紫姑传说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了神秘诡谲的巫术文化的赠与。民间传说与巫术文化呈现出一种剧烈的互动态势 ,早期相对单薄的紫姑传说因为认可接纳了巫术文化的参与而获得了蓬勃生长的动力源。在此意义上 ,巫术并不单是紫姑传说中的副产品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紫姑传说中不可小觑的有机组成部分     

略论六朝时期吴郡顾氏的家风与家学

吴郡顾氏作为江东本土文化世族的代表 ,自汉代以来 ,特别在孙吴时期形成了厚重的德义门风 ,此后代代相传。在学术文化上 ,自东晋以后 ,尽管顾氏子弟接受玄学新风的熏习 ,但其根本特征则仍然重视儒学 ,因循汉代的治经风尚 ,这使顾氏子弟与那些玄化名士的行为大异其趣 ,从而保证顾氏得以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和长盛不衰。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说文》鼓字释义辨析——兼言儒家经学对汉代学术的影响

自从《说文解字》对鼓字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后 ,历代都有据此穿凿附会者。本文通过探讨 ,发现《说文》的作者是在明知鼓字本义与用法的情况下 ,附会儒经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 ,其意在弘扬儒学的礼乐教化思想。而且 ,诸如此类的释例 ,在《说文》中屡见。儒家经学对汉代学术的影响之深 ,从此也可略见一斑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顾维钧外交策术评述

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文章对他近半个世纪外交实践的成败得失进行梳理,总结并评析了他审时度势、恃理以折、通权达变、急难从权、言以动人、预留后路、得以偿失、超然内政等外交策术。      

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作为领导者的顾颉刚也十分关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古史、古书上,但对于推进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包括对考古学的重视、从事田野调查及鼓励发掘等,所有这些都为考古学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