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研究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方略,为封建君主服务。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     

浅谈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

春秋初年的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为历代美谈,但对其治国思-想中的法治部分作出系统评价的却是几百年后战国末期的韩非.集法家大成的韩非肯定了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并对其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作出批评.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各种原因，自清代中叶以来大量汉族迁入九龙地区。汉藏通过通婚与经济利益互补等方式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族群关系。汉族移民入赘藏家，为二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汉藏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管理控制偏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研究——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为例

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和多宗教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控制偏好,但是,多民族之间的融合又会形成管理控制偏好的相互渗透。本文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为对象,研究这四个民族的管理控制偏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根据1347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各民族内部的管理控制偏好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各民族之间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个发现告诉我们,在管理实践中要重视这种差异的存在,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差异。     

汉代同姓诸侯王婚姻状况考述

两汉时期诸侯王一般妻妾众多。西汉时诸侯王的妻妾名目与皇帝后宫略同,人数也较多。随着诸侯王地位的下降,东汉时名目大为减少,对妻妾的数量也有了限定。诸侯王由于地位的特殊,其婚姻也易受政治、重亲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诸侯王不能审慎地处理后宫问题,则会影响其最终的命运。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婚姻选择下的西汉再婚现象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简牍材料,西汉时期都有着史不绝书的再婚现象。这既应归因于经济根源,又要考虑到政治宽松、人们身心需求、社会观念和性别比例等多种缘由。西汉再婚的常见,在实现个人幸福、增加人口、稳定统治、提升妇女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正统伦理教化受阻或重组家庭内部矛盾较多等社会问题。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伊尹说》等七种依托考论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伊尹说》等七种,班固或注云依托,或虽不注云依托而事实上确为依托。研究者多以辨伪学的视角将相关依托视为伪造,原因则解为借古人以重己说或市名。这些依托情况复杂,不当以后世辨伪学的伪造视之;以借古人以重己说、市名等解释其原因,应持以辩证的态度。将《汉志·艺文志》小说家之依托纳入辨伪学的视野进行考察,也应慎之又慎;班固在辨伪学史上的地位及所称依托的辨伪学研究价值,尚需重新界定。讨论《伊尹说》等的依托,有助于了解早期民间社会知识生产的情形、小说家的兴起或其早期发展,及丰富对代言体的认识等。     

新疆南部农村维汉通婚调查

文章在对新疆南部农村维汉通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南疆维汉通婚的特点,重点阐述汉族村落内的维汉通婚情况,探讨维汉混居村落的通婚少于维吾尔族村落和汉族村落的原因,指出维汉群体对通婚行为的态度差异还受到各自行为方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