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实在观与方法论

胡适的实用主义实在观高扬主体性原则 ,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倡导实证原则 ,突破了“代圣贤立言”的框架 ,具有呼吁思想解放的意义。他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开启了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人论艰苦奋斗

当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历史关头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邓小平、江泽民将艰苦奋斗与反腐败并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 ,胡锦涛再提艰苦奋斗具有现实针对性。党的三代领导人论述艰苦奋斗的核心 ,就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呼吁进步和平观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和平哲学的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哲学启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与实践创新,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国内提出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则大力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由此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在21世纪初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崭新范畴,从而也为我们确立富有时代内涵的进步和平观、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哲学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平台。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地位新探

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给科学发展观以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     

从胡文化“汉化”看生态环境的迁移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不同文化特质的形成 ,除受政治经济影响外 ,还受特定生态环境的制约。胡汉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应 ,文化的发展一旦脱离了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 ,就势必要出现势能上的劣势 ,并逐渐与异地文化相溶     

胡氏家族与民国时期的徽墨业

民国时期,国民的生活方式、大众消费需求与习惯等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加上外国资本输入与现代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作为小农经济支柱之一的中国传统手工业之生存环境日渐艰难。徽墨业,中国典型的手工制造业之一,亦要面对如此状况,尤其要面对国民书写习惯发生变革,传统书写工具被取代等不利因素,力图在困境中求得发展。而作为徽墨最大的生产者,安徽胡氏家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抗逐步走向没落的局面。胡氏家族没有意识到徽墨已经由大众消费品转型为小众消费品,所采取措施中亦没有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为小众服务,因此无法与衰落之势抗衡。     

胡锦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胡锦涛逐步形成了新形势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他提出要准确把握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新的高度;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健全完善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从而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