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仪礼古今文疏义》引书考

《仪礼古今文疏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目前尚无整理本和较好的研究。本文在校理全书的基础上,介绍了《仪礼古今文疏义》的成书过程,并分类研究其引用古籍的情况,提出清代学者引用古籍的理念和现代人有差别,清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应考虑到这种学术范式的差异。可为将来进一步的清代经学和礼学文献的微观研究打下基础,藉此对当代古籍整理范式作一个反思。     

胡安国隐居衡山时期的弟子们

湖湘学派是宋室南渡之后的理学第一大宗,作为开创者的闽人胡安国长期在湘潭和衡山地区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弟子,他们都为湖湘学派的奠立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学批评特征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它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其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也体现出编者胡仔鲜明的诗学批评特征：重视大家名家研究;重视风格流派研究;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重视作家的比较研究;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注重诗品与作家人格的统一;注重实证。这些不仅为后人开展唐宋作家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也为后来的诗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     

高丽文人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以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为中心

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三位文人生活在高丽后期武臣乱政后的黑暗年代.他们通过承袭了从新罗末开始的解读陶渊明的传统并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亲身耳闻以及当时文坛刮起的苏轼热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三位文人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其诗文都阐明了儒、释、道合流的观点,赞扬了典故中表现出来的旷迭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对脱离世俗的向往,肯定了陶渊明与慧远法师的人格.但文化冲撞中的误读现象也很突出.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胡煦易学的道德思想概说

胡煦易学以象数运动为基础,提出了《周易》“贵阳”的观点。“贵阳观”模拟了太极的宇宙生成和本体特征,并将传统伦理思想的心性体用范畴囊括进来,使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象数体例中得到更为圆融的表达。虽然先验德性的道德本体不容易通过认识达至,但可以经由非认识论的方法体验和领悟。道德体验的过程即是一个思想和行为的修习过程,其目的是将人欲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坚强的志向彰显通达的工夫,以期达到中和、率性的境界。     

论胡风“精神奴役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胡风提出了"人民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精神创伤"的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他认为,不能因为"大众"成为现实革命战争的"主体"而盲目地迎合和赞美"大众",封建文化对"大众"具有"麻醉"作用.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意识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批判,是其文艺思想的一个主题,这一思想在当代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