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纽约渠道的建立与作用——以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为依据

自1969年开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为了增进互信、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都有意在两国之一建立一条直接联系渠道，以利于彼此的交流。但由于双方先后在建立新渠道的地点、人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建立新渠道的过程一波三折。后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新渠道得以建立，这就是纽约渠道。纽约渠道的建立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中美两国进行及时有效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条件，进而使两国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和双边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促进了双方的谅解与合作。而双方的谅解与合作又反过来推动了两国互信的加深，为其后的中美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秦汉间黄帝材料发掘、敷衍、整合之再认识

流传至今稍具条贯且有一定情节的黄帝故事，大抵出自太史公的《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文，有人推崇备至，认为是太史公有关中国上古史的伟大建构，其所言五帝三王皆源出黄帝一系的上古帝王谱系是靠得住的；亦有学者认为，太史公所言虽有某些历史的真实影像在，但作为一统的古帝王谱系，却是不靠谱的。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认为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代表的古帝王谱系，虽非满篇皆非，一无是处，拆开来看，它的许多构件亦非太史公等的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其中保有不同时期、地区古先民们的部分真实史影，但把它们组装为一庞大谱系，则是很靠不住的，今之研究者在使用这个谱系时，务必谨慎对待，认真分析、鉴别、取舍。     

杂语与狂欢--河湟社火表演与"花儿"演唱活动的几点思考

作者认为,社火表演和"花儿"演唱活动是河湟地区乃至西部民间典型的民俗事象.两种习俗发生的时空及其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在深层次上具有显明的共性和交叉点,话语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狂欢精神是两种习俗所共有的特性.由此不但形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沟通和对话的族际交流功能,从而推动着民族杂居地区文化的向心整合.     

周至元对黄宗昌《崂山志》的继承与创新

周至元作为即墨黄氏之外甥,对其舅氏之祖黄宗昌极为崇拜。其《崂山志》不仅具有继承黄宗昌为崂山立传的自觉的写作意图,而且在写作特点上也深受黄宗昌影响。但周至元严守山志传统体例,与黄宗昌借山志以寄慨颇为不同。故两部《崂山志》,一平实客观,一多抒己见;一重视历史源流的梳理,一种偏好沿途环境的描写。可谓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黄公渚与周至元交游考论

黄公渚与周至元两位先贤以崂山为媒介而定交于1952年,至1962年周至元去世,两人在晚年交往颇为密切。周至元敬仰黄公渚"才兼三绝诗书画,辞具众长词赋歌"的艺术才华;黄公渚则对周至元的《崂山志》有"《华阳》《武功》二志之继步"的赞誉,并向出版社力荐。他们围绕崂山自然山水之美,在诗文、画艺两方面的十年交游,不仅极为典型地体现了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与相互欣赏,也是山东文学和文艺史上的一段佳话。     

新见黄淬伯《文字学讲义》述评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有黄淬伯先生《文字学讲义》一书。该讲义在文字的起源、发展以及《说文》学诸多方面都有详尽的阐释。通过此书,还可以窥探先生汲取新知、穷本探源、推陈出新、注重实证、评价全面等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该讲义是黄淬伯先生在文字学方面十分珍稀的成果,将为其研究提供崭新的资料,对于文字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价值。     

皇太极的汉族文人政策评述

皇太极时期是清朝政权由武治向文治转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汉族文人对皇太极的施政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皇太极对于汉族文人的重视并不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的,而是存在着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天聪三年文馆的改制,天聪五年俘获张春,这两件事彻底地改变了皇太极对汉族文人的看法。     

黄遵宪的女性观及“男女同权论”

黄遵宪是生活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跨出" 天朝上国"大门、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中外两重天中看到西方法治国家中男女平等,反观中国却是男尊女卑、女子"绝无半点人权", 于是首倡"男女同权论".这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     

明代孤本《朝阳岩集》初探

明嘉靖间黄焯编纂的《朝阳岩集》是现存记载零陵朝阳岩诗文题刻的最早和唯一的一部总集,也是我国古代记载岩洞景观和摩崖石刻的较早的一部专书。辑者黄焯,字子昭,号龙津子,延平南平人,嘉靖间任永州知府。今所见《朝阳岩集》为明代嘉靖黄氏刻本,线装一册,不分卷,内容包括铭、记、志、诗、歌、游题短记、补遗7部分。初由无锡孙毓修小绿天收藏,后归国立北平图书馆,迄今所见海内仅此一种孤本,尤为珍贵。其中柳应辰等5首宋诗,乔恕等9首明诗,总计14首诗作不见今朝阳岩石刻及文集、方志文献。另有宋郭昭符1首诗作,内容完整,可补今存石刻磨泐之阙。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