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深化改革

主诉检察官制度是为弥补检察活动与检察制度中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而展开的一项改革活动。主诉制度的改革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通过分离公诉业务活动与公诉管理活动并调整主诉官与科(处)长和检察长的关系,明确赋予主诉官更大的独立办案权进而增强公诉活动的司法性、减少行政干预。主诉制的深化改革还应增强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司法审查属性,并应在检察机关构建公诉庭制度,实现在办案组织形式上与法院的对应与协调。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马航 MH17事件引发的国际法思考

2014年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飞越乌克兰东部交战区域时被导弹击中坠毁,机组人员与乘客全部遇难。基于相关事实,认为根据现有国际条约,故意击落他国民航客机属于严重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且违反了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构成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战争罪”。限于种种因素,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很难对涉事的国家和个人实施管辖,但犯罪发生地国、航空器登记地国、罪犯藏匿地国乃至受害者国籍国等都可依普遍管辖权或其国内法的规定对本案实施管辖并对罪犯定罪量刑。     

嘉庆朝内务府人参变价制度的新变化

乾隆朝内务府确立了人参变价制度,这成为其重要的财源。嘉庆时期,其人参变价在变价途径、变价价格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是嘉庆皇帝统治政策调整的结果。它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使得内务府加剧了对两淮盐政的经济掠夺,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东北的生态平衡。这是道光朝人参变价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我见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为出发点,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人出庭做出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从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义务、证人相关权利等基本制度分析,阐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提一些建议,以供司法界参考。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论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解决此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影响着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建立强制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同时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天津永租契约探微

朱文通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为个例对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资料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肖红松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烟毒吸食问题进行探讨后指出,河北烟毒的吸食群体总量在三十万人左右甚至更高,文章还对烟毒吸食群体以及烟毒吸食的蔓延趋势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王小梅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部分破产案卷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的制定、实施及其所具有的作用、意义等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天津永租房地契其在中国内部的固有形态以及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阐释了天津土地契约形式在近代的蜕变,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裴赞芬对中国继承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司法实践中的立嗣与女子继承权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民国时期近代继承法理念已从法律文本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实现了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近代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