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否降低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 ——基于三阶段DEA与PSM-DID模型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风潮和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中国对外投资正在面临愈发严重的障碍.而在WTO多边框架遇阻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支撑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重要依托.在上述背景下,基于中国与179个经济体的双边投资存量数据,在引力模型框架下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中国2003—2018年的对外投资壁垒,并利用基于组内均值匹配样本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对外投资壁垒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特别是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壁垒总体呈上升态势,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可以成为打破这一壁垒的有效途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效果存在较长的持续性,且这种持续性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为明显;同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投资壁垒方面的政策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促进与相关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基于国际化蛛网模型的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钢铁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钢铁价格波动对钢铁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钢铁企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河钢集团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企业,故文章以河钢集团为例,首先,基于供求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应理论分析了钢铁价格的变化对钢铁企业国际化路径的影响;其次,采用国际化蛛网模型综合评价当前河钢集团的国际化水平;最后,根据评估结果,来进一步归纳研究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觑。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双重约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内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提出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状况，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相关理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具有实践性、人民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表明当前社会供需矛盾已经从之前的"数量短缺型"转化为"质量不足型"，转化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阶段性质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上"变"与"不变"的具体体现，即矛盾具体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供需矛盾依然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也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新时代我国各项政策的制定也必须从目前我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必须坚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不动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及其解决途径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的特征和具体内容，并为其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依据。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为了避免中国重蹈加入ＷＴＯ以后碳排放量急剧增长的覆辙，防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打“低碳牌”来遏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关系。从协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了中国的协同度并探索了影响该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度先降后升，协同度较弱但整体趋势向好；能源强度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低碳化的“一带一路”的建议与对策。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在意蕴、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国际环境滋生了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文化"排异"反应，"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时有发生。对此，应积极进行深入的对外文明交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了解，互相吸收各文明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让其"走出去"，把外国优秀文明"迎进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深刻认识"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之内在意蕴。极力彰显新时代"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价值。积极推进新时代"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并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之实践进路。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使中外文明以交流实现互鉴、以互鉴促进发展，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优秀文明"迎进来"，推进世界各国文明深度交流交融，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重温红色之路践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党建工作提升作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对党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总结和回顾，需要以学为基础，学深悟透；以做为目的，落到实处；学做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交替循环进行，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发挥作用。以此为契机，组织师生在暑期前往红色故里井冈山，通过重温红色之路系统学习了党的历史，结合丰富的史料和实践更加深刻地领悟了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重温红色之路践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党建工作的开展有了新的启示，针对过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