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规则研究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始以"低补偿"为显著特征的土地征收制度运行了长达四十余载,直至2007年方予重大修改。这些被新加坡国内外诸多人士谴责为"恶法"的征地补偿规则成功运行如此长时间且从未引发野蛮强拆或者被征收人(户)涉法上访、堵路、跳楼、自焚乃至暴力性质的群体性抗法等征地与拆迁乱象。以"法治二元论"视角观之,其根源于新加坡法律治理过程中所依循的泾渭分明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新加坡土地征收领域的法治实践是该国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人民行动党依法执政和全社会服从规则治理事业的缩影。新加坡法治建设模式可为中国等法治后发型国家所学习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

执政意识就是执政党的主体角色意识,是合目的性(民主执政)自觉与合规律性(科学执政)自觉的统一,是作为执政主体的执政党积极探寻执政规律、正确运用执政工具、主动践行客体社会公共尺度从而构建和谐稳定执政系统结构的自觉。同时,要从主体性角度理解执政意识的内涵,摈弃自发的"执政意识",确立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的现代执政意识。     

“初始”年号始用时间辨析

关于“初始”年号开始使用的具体日期,史学界有四种不同的意见。通过辨证,“初始”年号开始使用于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廿一日,九天后,就被新莽“始建国”年号所代替。     

科学执政刍议——基于理性的视角

科学执政包含科学的精神、理性与执政。从理性的视角出发,科学执政必须以保障和促进人权为核心,注重发展人的理性能力;要求承认人有理性,具备认识和实践能力,因此执政党必须通过民主的形式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当然,理性并非万能,宪法是理性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因此,科学执政必须依宪执政。     

骆秉章与咸同政局

作为湘军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骆秉章在清朝成丰、同治年间因其对当时全国重要省份湖南、四川的有力经营,以及他与许多重要官员之间的人脉关系,成为成同政局中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     

论党的执政方式向依法治国的根本性转变

“依法治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方式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我国在 1 978年以前没有提出依法治国方略的原因是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缺乏依法治国的社会需求和动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依靠党的政策办事的习惯定势 ,旧中国给人们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 ,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执政方式向依法治国的转变 ,应当从多方面着手     

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

乾隆朝官员贪污现象严重,乾隆惩治贪污的决心和举措也大而多。但即使是像浙江平阳知县黄梅的一桩勒派入己案这样并不复杂的案件,也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户部尚书曹文埴与浙江学政窦光鼐在查办此案中发生意见分歧,彼此争相利用民意作为政治资源,塑造出民意的不同版本,真实的民意表达又不能顺畅上达,导致该案的审理屡经变易。案件虽然最后得到审结,但漫长的过程本身却提供了贪污得以存在的土壤,乾隆朝贪污惩治机制所发挥的效果十分有限。     

从康乾民族政策看西部开发

在开发建设西部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 ,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朝康雍乾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对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历史影响。探讨这些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对于今天西部开发中的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现实的启迪和资鉴作用。     

杜诗数词的多重意义

杜诗里的数词具有多重意义:组诗的篇数呈现了数字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对表示数字式的年号特别重视,大量出现在诗中;他的诗史用了大量的数字,记录了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历史的真实。这些数字充满了感情与愿望,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这些数字的真实与诗化,构成了杜诗一道又一道特殊的景观,也体现杜诗广博深沉的风格。     

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