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牧咏史诗的艺术风格

多种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得杜牧咏史诗在晚唐独树一帜、新人耳目。文章通过解读杜牧 咏史诗,分析杜牧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     

从视域融合视角比较杜牧《清明》诗歌的英译

文章选取杜牧《清明》诗歌的六种英译文为研究对象,从视域融合角度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围绕原诗的韵律、风格和神韵再现探讨译文在形式、内容、意境三方面与原诗的视域融合度,旨在提升读者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鉴赏能力。     

“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里

"木斋曹植说"因突破以往诸说而受到质疑,然将其置于《古诗十九首》千年研究史中观照,此说自是学术史积累与个人创新两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学术发展史、时代文化变迁、个人学术史等三重因素考量,言此说为标新立异,毋宁说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     

木斋古诗曲词研究的时代意义

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和曲词起源相关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质疑。木斋先生所提出的理论及质疑,前人未尝无之,然而受到时代的局限,前人无法跳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潮流所形成的牢笼,作进一步的突破。而木斋先生在更为客观、多元、包容、创新的时代因素下,其研究乃得突破前人。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新的方法论的出现,成就了木斋的两大研究。     

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本文着重从仕宦、婚姻、文化成就等方面分析了其社会状况。作者认为,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宋代世家大族只有以“忠信仁厚”的家风为基础,家族成员能较好地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努力进取,才能使地位得以维持。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古彝文献《玛牧特依》中的幼教思想及特点述略

古彝文献《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幼教思想,是指导彝族传统家庭幼儿教育不可缺少的经典著作。书中对不同阶层家庭的儿童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在教育活动中,提倡早期教育、依龄施教和学以致用,强调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这些优秀的幼教理念,至今对彝族社会家庭教育起着积极的影响。     

从《穆天子传》看神话历史

<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在新史学语境中对<穆天子传>的再认识,需要对其文本背后的玉文化背景的真实性的认识为基础.<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