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而作为主流扶贫模式的开发式扶贫在十年前也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金钥匙”。但在2001年到2005年问,平均每年却只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看来,开发式扶贫模式仍然难以解决2300多万绝对贫困者的贫困问题,现阶段政府和NGO应以维权式、补偿式、转移式扶贫作为重要扶贫模式。     

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第三部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基于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出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涉及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基本关系问题.如果仅仅从法律标准讨论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对该问题的本源和实质的分析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的.文章认为,应当从实质合法与形式合法的基本关系入手,从社会、政治、行政和法律的不同层面考察其合法性问题,才能有效解决中国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现实问题.     

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赠的经验性探讨

国外慈善捐赠看似微不足道,却对于西方社会的稳态定型起到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国内慈善捐赠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第三领域管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引领性举措.     

非政府组织在反腐实践中的理论背景和国际经验分析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反腐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可以为非政府组织的反腐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从国际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廉政立法、举报和监督腐败行为、调查廉政指数、影响政治选举等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     

Interdisciplinary bar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What CSR and NGO frameworks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relations of British and European activist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ways in which various literatures and exemplary organizations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Global Compact) define, set principles, and provide framework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t also explores British broadcasters’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U.K. broadcasting activist NGOs view them as adequate CSR. The activists studied were six British broadcasting-centered and Scottish cultural NGOs that lobby in the EU and at home. The data suggested that these activists’ public relations has pro-social, pro-democratic effects and that the CSR/NGO literatures and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s provided may enable broadcasting activists and targets to more effectively pursue CSR.     

中国NGO资产增值路径: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

资产增值在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NGO理财注重本金的安全性、保持资产的较高流动性、严格的合规性的特点,国外NGO资产运作的成功经验,以及对我国NGO的几种资产增值模式的比较,投资于开放式基金是我国NGO资产增值的现实选择.     

非政府组织与乡村政权的合作、冲突与协调

非政府组织(Non-Govemmental Organization)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支力量,在公共领域的治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来国内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数集中在论述非政府组织的自身结构、自身运作机制以及国外NGO理论的引进方面,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关于非政府组织与乡村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目前关注的人还不多.本文认为由于组织上、利益上的互补以及存在一个共同的治理空间,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功能性的合作;但是由于各自组织原则和文化关怀的不同,也使二者之间存在了诸多的冲突.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林业资源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森林资源丰富,是全球重要的热带木材产品出口地,但在片面的发展策略之下,森林滥伐对东南亚木材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产生威胁,其中泰国的现代林业管理具有典型性。以泰国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现代林业管理的沿革进行长时段梳理,分析其林业管理制度的特点和问题,探索总结东南亚国家的林业管理经验。研究认为,由国家垄断的林业管理方式是威胁泰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症结,导致片面追求林业经济利益而滋生腐败和过度采伐,引发社会矛盾,破坏了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研究还认为,社会自发的学术研究和公民保护行动对东南亚国家垄断的林业管理方式产生影响,形成了专门针对森林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NGO）,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林业政策改革,缓解了破坏性开发带来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环境合作中,需要重视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积极参与亚太区域贸易合作,改善资源开发的整体环境。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