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与重构

意境是诗歌创作的核心,诗歌中的文化意象传达是诗歌翻译的关键。诗歌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语言、文化、意境等方面的重建过程。语言文化差异和译者的文学创造力构成影响翻译中意境传递与重构的主要因素。异化策略、模糊策略等运用在翻译实践中能有效地传递和重构原文的意象。     

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

唐诗在当时的传播主要有音乐传播和文本传播。音乐传播可分为徒歌与乐歌:徒歌便于操作,传播主体广泛,促进了唐诗的大众化传播;乐歌由乐工歌妓演唱,所唱之词多选自当时流传的文人诗歌。文本传播因物质媒介与书写手段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文本与流动文本,其实际发生过程则经历了单篇传播和结集传播两个阶段。唐诗的传播常常是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交互进行,因二者本身的局限而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传播带给唐诗创作的影响有:确立了名篇名人;普及了诗歌;刺激了创作;形成了不同风格。     

以情促动——高校德育工作的必由之路

德育工作是高校整体教育工作的核心。德育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其培养人才的品质,进而关系到祖国的未来。目前,德育工作在高校如火如荼,但成效却不理想,道德失范现象在高校里还是层出不穷。本文拟通过对“以情促动”德育新理念的内涵、意义、策略的诠释,以谋求学术同仁、社会各界人士对该思想提高认识,扩大共识。     

论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     

“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兼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正式通过,"关系人"受贿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相比以前的规定,"关系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确定了关系人可以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人作为受贿罪的共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对共犯构成要件的分析,也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便利.结合修正案的规定分析关系人参与受贿的诸多情形,可以看出对"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仍然比较复杂并存在一些争议,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于"垮掉派"诗歌见东方佛禅品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派＂文学思潮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东方佛禅品质,＂垮掉派＂诗人正是这种品质的代表,其中以艾伦.金斯伯格、加里.史耐德和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最具代表性。这三位＂垮掉派＂文学的领军人物设法以＂不离文字＂的方式将佛禅＂不立文字＂的神秘经验写进诗歌,他们由此或寻求实时解脱,或表达生态思想,或追寻虚空顿悟,因而从不同侧面映渗了东方佛禅的精髓。     

江枫和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翻译

著名诗歌翻译家江枫1981年在《诗刊》杂志上发表的5首艾米莉·狄金森译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狄金森汉译文,他1984年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是中国第一本狄金森诗歌汉译选本。江枫的译本忠实可靠,与其它译者翻译的狄金森诗歌汉译本相比,再版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对在中国普及狄金森诗歌的贡献也最大。     

诗歌鉴赏中意象与意境的观照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空间中,意象和意境是两个重要的范畴,他们不仅体现在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中,也同样观照着鉴赏者的鉴赏过程,是主体和客体互相交融的产物.而在诗歌鉴赏的过程中,必须好好把握住诗中的意象和意境才能更好的体会诗人借助诗歌所传递的思想感情.     

关于食指的三个时间坐标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70年代末到世纪末,新世纪十年代,这三个时间坐标,对应食指的地下写作时期、食指被诗歌现场遮蔽时期、食指被误读时期。三个不同时间坐标轴上的不同的诗歌现场,标示一条起伏的曲线：沉寂、爆发、嚣闹、浮躁、沉静、新进、不纯粹中的纯粹。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化、流动的现代性,商品社会的物化倾向与媚俗倾向,是一些杂绘其中、时有交叉的细画线。     

论南社骈文辞赋的文化品格

本文从简论中国赋体文学的发展史角度,论述南社文人所撰写的骈文辞赋,对于中国骈文辞赋的历史传承作用,以及南社文人注重文学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