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吴文化资源与苏南高职院校文化建设

丰富多彩的吴文化是苏南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在苏南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必须充分挖掘与运用.运用吴文化资源,可以发挥丰富的吴文化优势,弥补苏南高职院校文化的先天不足,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吴文化品格,提升人文素养,培育新一代苏南人,苏南高职院校应成为弘扬先进地方文化的基地.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的“新民乐”

作为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一种新音乐形式,中国"新民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其是非曲直应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讨论和探究.中国"新民乐"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对本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新民乐"的发展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文化界和音乐理论界的关注与指导.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

现代话语中的军阀 ,是指由非法途径干预国家政治的军人或军事实力集团 ,其原形在汉籍古语中可以找到 ,但含义迥然有别。它由日本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首先创用 ,其后输入中国 ,传播广泛 ,运用普及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作用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大草原文化——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草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文化从历史、地域、影响、底蕴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一个"大"字,要弘扬草原文化必须认识到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体现是多种多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这篇"大"文章.     

论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全球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当代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全球化进程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是我们要提高重视、抓住契机,立足于本国现实,紧密结合全球化的实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大力推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

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由全国亿万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动起来的?除了理论的错误和体制的缺陷等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准备,还是群众思想的动员,也无论是运动对象的锁定,还是各级干部警惕性的解除,都与中苏论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对日本外交关系的影响

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狂妄自大又极端自卑的矛盾心理,因此日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呈现出极端对立的两面性,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追求建立强权式的霸道王国,推行攀附强权的外交路线,奉行弱肉强食的外交原则.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因而受到了严重损害.日本民族只有克服和超越唯我独尊的自大意识和民族虚无的自卑心理,才能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摆脱孤立,真正成为有持久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论“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处理当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摆在当代文化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通过分析当代“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与逻辑的必然性,以期有利于说明当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