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出土文献提供的《墨子·备城门》诸篇新证

《墨子》城守各篇历来被研究者视为难度很大的作品。孙诒让《墨子间诂》曾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感到研读十分困难,因而不免出错。依靠新近出土的文物尤其是秦汉竹简,不少疑难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清理出近20年来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并对这四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对抗事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秦朝林政初探

秦承大兵之余而一统天下,滥伐森林以供建筑和社会生产之需求,其对林业管理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封禁山泽”,并与征税相结合。“焚书坑儒”而留种树之书,但秦朝享国日浅,除栽植行道树外,其他之森林建设甚微。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杜宇为何称望帝

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第四个在成都平原立国的蜀王。文献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汶山下，邑日郫，化民往往复出”。然而，杜宇为什么会被称为望帝？杜宇称帝又说明了什么？而杜宇又是怎样称帝的呢？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与解答。     

秦宝琦教授著《中国秘密社会新论》评介

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著《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的主要特色和学术价值体现在:一是学术观点上,始终保持了在本领域的前沿地位;二是研究取向上,弥补了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相对立的缺憾;三是研究体系上,恰当地处理了整体分析和具体研究、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四是研究路径上,实现了文本解读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该书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整体水平的提升。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部与微部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微合韵与方音有关,带有楚方言色彩。先秦时期,楚方言里脂微合韵现象较为突出,至东汉,脂微两部发生合并。这种音变现象起初是在方言中发生的,是秦汉时期楚方言、秦晋方言共有的特征。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