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

一、引言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被称为“国策”。到了西汉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曾采录了这些书的若干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整理,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其中西周一,东周一,秦五,齐六,楚、赵、魏各四,韩、燕各三,宋、卫合二为一,中山一。刘向把它定名为《战国策》,他在《叙录》中说:     

从《战国策》探析纵横家对时势影响及成因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游说四方,择主而从,朝秦暮楚,玩弄谋略,握一国之外交于手掌,谋战国之形势于口舌。他们的言行左右着君王思想,对战国的局势产生很大影响。本文试以《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张仪之事为例,探讨纵横家对战国局势的影响及其成因。     

前倨后恭

此语出自《战国策·秦策一》。春秋战国时代，有位著名的纵横家叫苏秦。他曾和张仪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学习“纵横之术”。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议。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此书在未经集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就不但为本书正了名,而且指明了它是一部战国时游土为所用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但宋代晁公武却在《郡斋读书志》中把它改入子部纵横家,并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这就取消了《战国策》的.“史”的资格。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赞同此说.明代杨慎也认为它是“一家言”。清代顾广圻则声称他对于此书寻绎累年,终于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战国策》纵横谈

《战国策》一书,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起,就归入《史记》一类史书中。除晁公武《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改归子部纵横家之外,一直作为历史书籍相沿至今。与此相关,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战国策》几乎毫不例外地和《左传》、《国语》等一道,放在历史散文或史传文学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把历史书籍限制在真实记载历史事件过程和历史人物言论(所谓“记事”、“记言”),而不是所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载都算作史书的话,《战国策》属于史书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梦秦简《大事记》等的出土,给战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靠的史料。经过学者们精审严密的考据,发现前人过于相信了《战国策》记载的真实性。司马迁《史记》中不少引用了该书的地方结果明显失实,前后混乱。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论证,书中不但有一些失实、     

“不管三七二十一”

时下,人们对那些不论这那、不管什么情况、不考虑后果如何执意去做,都称之为"不管三七二十一"。按说,三七二十一不过是乘法的计算口诀,可是为什么不说三六一十八或其它数字,而专说三七二十一呢?战国时,苏秦主张合纵抗秦,张仪主张连横事秦。一次,苏秦到了齐国     

纵横家与纵横家智谋──《七子话权谋》序

纵横家与纵横家智谋──《七子话权谋》序周积明林川君从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录出苏泰、张仪、蒯通、主父僵、邹阳、徐乐、严安等七位纵横家的言谈，成《七子话权谋》一书，这无疑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纵横家一派，诞生于战国。这是一个天崩地诉，风卷云起的...     

《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

《史记》、《战国策》所记荆轲刺秦事文字高度重合,其真实关系究竟为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而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受制于已知材料难以决断,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方法犹可商榷。事实上,战国史料中并不存在一个司马迁在其基础上"增益"以作《荆轲传》,且为刘向编入《战国策》的文本;唐人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古本原貌,今本《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孔衍《春秋后语·燕语》之荆轲刺秦部分补入,时间当在隋唐之际。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

<战国策>所录十余篇苏秦、张仪的纵横说辞,乃后学者的拟作,具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和文学特征,实为精心构制的"纵横家言".它们既是纵横说辞的典型样板,也是供后学者研习纵横术的出色范本,还可看做支撑各<策>的主干.细加探究,启示良多.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来源考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反映的是武后还政于李唐的事情。这两则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范仲淹《范文正集》、苏辙《栾城集》、李弥逊《筠谿集》均有引用。然而《旧唐书》未收二事。《新唐书》载有“双陆不胜”,《资治通鉴》亦载有“鹦鹉折翼”。实际上这两件事属于民间传闻,而这民间传闻又与佛经和佛经变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范祖禹交游考述

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早年失去双亲,在叔祖范镇及季父范百禄的教养下长大成人。岳父吕公著的品性对范祖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与范祖禹情属乡谊,相互赏识。范祖禹与黄庭坚、秦观之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居洛修书期间是范祖禹与司马光一生中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最密集的时期。此外,富弼、邵雍、程颐、程颢等人也在范祖禹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