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王九思《杜甫游春》：志士品格·诗人情怀·曲家本色。

明代文学家王九思的杂剧创作以《杜甫游春》最为有名。此剧情节简单,时代感强,是王九思以失意文人士大夫的视角来关照现实政治、抒发满腹不平的抒情诗剧,是明代杂剧走向案头化的开始和标志。本剧继承标准的北曲一本四折形式,以豪放泼辣的曲风,和康海《中山狼》一起完成了北杂剧的光荣终结,开启了杂剧文人化、抒情化、案头化的流变方向。     

文学经典与颜色政治——瞿秋白与《子夜》的文学史接受

颜色政治学的存在是造成颜色化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瞿秋白、茅盾和红色经典《子夜》在接受史上的互动,是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史的完美实践。它不仅丰富了瞿秋白作为革命政治家的文艺理论内涵,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品格,更生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特异现象——红色、艺术与经典之间无尽的纠结。     

呼唤“中国的西万谛斯”——论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

瞿秋白着眼于时代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侠文化作以阶级的分析,指出武侠小说对下层民众的不良影响及其危害性,对其思想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他对武侠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也有所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积极的时代意义,而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简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

瞿秋白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认为,农民阶级人数众多,受压迫重,革命性最强,但它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联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上）

瞿秋白在俄国盘桓的两年,正值苏俄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对“新经济政策”有较为全面地介绍、认识和分析,为此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一政策实施依据、实施内容、实施效果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真梳理和分析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     

屈大均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屈大均不仕清廷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吸取历史教训、对清廷的认识存在偏差以及受儒家"道"等思想的影响等。他的经济思想可以总结为发展农业生产,重视农产品贸易,重视养殖业和水果种植。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与日逐走——试析屈原作品中的“美政”理想

摘屈原作品中,其“美政”理想是一条贯通始终的红线。以“美”为政与以“美”为荣欲至“美”,从“善”如流和从“善”而居欲至“善”,“美”“善”之合流欲成“政”境之可达之途。诗人的知、情、言、行都紧紧围绕“美政”理想而展开,在诸多作品中屈原心中的“美政”大道成为了彰显个性、发抒情感,诉求旨归的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20世纪元散曲体式特征研究述评

元散曲有小令、带过曲、套数诸体 ,对各种体式之特征 ,历代曲论家多有论说 ;以论带过曲和套数分歧较大。对曲中俳体 ,论家们亦有详细而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