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天人观发展述论

天人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家,尽管“天”的含义在各个阶段、各个思想家那里有所不同,但在天人观上,从孔子、孟子到荀子,总体特点都是以人为立足点,强调在人的能动基础上达成与天的合一；同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家对天的认识也明显地呈现出宗教主宰意味乃至道德意味下降,人文意味增强的趋势,这也正是社会进步、人类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自然结果,是人类思想文化演进的必然趋势。     

从“乐”看《论语》的生态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没有提出“生态”的概念,但在他的言论中包含着丰富而鲜明的生态意识,并在后来的儒学中得到发展。《论语》中的生态观是作为“乐”的前提条件,通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表达出来的。同时它也是儒家“仁”与“和”的哲学思想现实层面体现。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初论《人杰鬼雄》驭文谋篇的艺术性

<人杰鬼雄>在驭文谋篇、细节描写、语言形象创造等方面,建构起独特审美空间,在我国散文写作园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迥异,堪称人杰鬼雄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新颖的用散文的特殊手段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方法,极富鲜明的美学特征.     

论孟子仁学的内涵和实质

本文以“爱人”为核心,从亲亲、爱人、爱物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探讨了孟子仁学思想的基本内涵,认为为仁需经过亲亲而爱人,由爱人而爱物的步骤来完成,揭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仁学系统,从而把儒家学说核心范畴和最高道德理想的仁,以一种平实简易的样态呈现于世人,人们只要扩充“仁之端”,拓展“亲亲”之情,“盈科而后进”,则可以成为仁人。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唐至明清时期礼法关系的互动——以“杀人移乡”和“亲属为人杀私和”为例

《唐律疏议》中的＂杀人移乡＂条与＂亲属为人杀私和＂条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封建国家对待复仇行为态度。＂杀人移乡＂条文的历史沿革展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以及法制力量的递进,而＂亲属为人杀私和＂条文代表的是＂亲亲尊尊＂的礼制原则,其在封建社会一如既往的被贯彻执行,体现了＂礼＂的基础地位。两个条文不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礼＂与＂法＂的互动。     

王国维“境界说”的文化阐释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术语,但对其解释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传统的解释都是从艺术层面,把境界等同于意境。其实,境界并不仅指向艺术,更指向宽广的文化层面。首先,境界要求表达真实的人生体验。其次,境界更是指一种悲壮苍凉的生命情怀。最后,境界亦指向创作主体的人格,只有纯真无伪、人格高尚者才能创作出有境界的作品。王国维的境界最终是一种生命空间、心灵空间的呈现。境界实际是对人的生命质量的考察与品鉴,是艺术境界与生命境界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领域,而达到了生命美学、哲学的层面。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孔子“仁”学思想的现代诠释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许多学者对＂仁＂都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理解。每个时代对＂仁＂的定义也不同。现代的＂仁＂要求人们要推己及人,克己为人,害不加人,宽厚待人等,在工作生活中,存＂仁＂心,行＂仁＂事,从而心情愉悦,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