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已颁布实施,其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效用大小标志着该制度成功与否。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在变迁过程中,尽管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成本和运行成本,但新制度的效用是无法替代的,它促使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文化以改善农村制度大环境以及完善该制度的监督机制与惩罚机制是新制度发挥效用的重要条件。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厘清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全国层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中部直接效应最大,东部间接效应最大。据此,本文提出健全金融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体系、强化人才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发展和加强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等建议。     

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兴

基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提出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此视角下,审视了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要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导向,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采取以下战略思路和对策选择:高度重视农业在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引导不同类型产业组织公平竞争、优势互补,注意推进乡村产业适地适度发展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线思维,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更好地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使命和初心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观,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针对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阐述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战略定位,丰富并拓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开辟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议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能够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目标和方向,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科学实践指引。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设立村级河长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了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通过广泛设立村级河长能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吗?基于黄河流域4省份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机制,比较不同流域差异、地理区位及村庄规模下的组群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对上游村庄、中小型村庄、近郊村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村级河长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在于村庄内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发挥着中介效应,在政府纵向激励问责机制的驱动下村级河长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有效弥补自身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避开低绩效陷阱,进而提升河长制在“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效应。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