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田直的中国观与中日缔约

园田直外相在推动中日缔约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中国观有着密切关系。园田直的中国观体现为：为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应该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因此,在排除苏联干扰,争取美国支持,说服＂慎重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园田的政治理念是通过美、日、欧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将中国拉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防止中苏接近。园田作为中日友好事业的促进派,为推动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抗战记忆演化史新论

国内外部分民众、媒体人和学者认为：抗战记忆在毛泽东时代不被中共鼓励、甚至遭到打压;抗战记忆在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才因中共的刻意培育得以兴盛。但中共的档案、官方媒体等史料显示：在1976年前的中国,得益于中共的支持,抗日战争被很好地记忆着。现阶段抗战记忆的兴盛并非源于1976后的中共培育,而是抗战记忆在我国自然演...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朝鲜事件,对日方来说是明治维新之后急于向外扩张的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在战争中海陆军均遭惨败,其后承受的条约之苛、屈辱之深前所未有。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器和战争指挥的问题,而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全国军族皆腐败”的问题。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外交活动述评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是"九一八"事变前辽宁民众自发形成的反日爱国团体。它成立后,积极开展对日交涉、宣传国民外交常识、抵制日货、协助东北政权开展外交活动。其组织迅速扩大,会员急剧增加,成为辽宁国民开展外交活动的一个新途径。这些外交活动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意识、捍卫国家主权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日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研究--以学术论文分析为例

以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和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在2002~2011年十年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的主题、方法、地域三个维度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来分析探讨中日比较教育研究在过去十年间研究旨趣和学术焦点上的变化。     

论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与对策

自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发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历经18个春秋,诉讼案达31件,除4例和解外,终审无一胜诉。日本法院晚近判决中,驳回我国民间索赔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民间索赔;二是已过诉讼时效。据国际法理对上述理由剖析与审定,一方面可知以上二者均背离了国际法原则,进而可助益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对维护我国受害者及其遗族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二战赔偿问题,根本矫正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亦具重大现实意义。     

明治天皇与甲午战争

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中的态度与责任如何 ?长期以来 ,日本的某些史学家或把他说成是这场战争的反对者 ,或把他视为被军部和政府拖入战争的被动角色。通过对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的言行及作用的探讨 ,可以看出 :明治天皇是这场战争的直接推动者和领导者。无论是战前的扩军备战、建立战争体制 ;还是亲自批准向朝鲜派出军队、对华发表宣战诏书、坐阵广岛大本营、协调内阁与军部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分歧、筹集战争经费、鼓动日军的战争狂热 ;抑或是操纵马关议和、决定接受“三国”干涉 ,等等 ,明治天皇自始至终都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 ,发挥出了专制君主和最高统帅的作用 ,故犯有“破坏和平罪”     

协定贸易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观(1952—1958)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客观的认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更多是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来观察这个邻居的。二战后,日本的战败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为双方重新获得彼此之间的正确认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又为两者关系的发展平添了莫大的障碍。无论如何,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增进好感的重要渠道。冷战的展开,使得初现曙光的中日关系又落入谷底,但此时日本经济界人士,或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或因为对华亲近而要实现中日友好,对推动并实现中日民间的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对台政策策略研究——以“吉田书简”为中心

吉田茂作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体制的确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旧金山媾和会议时,吉田茂以＂吉田书简＂的形式选择了＂台湾政权＂作为媾和主体,这确立了战后初期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而在此后签订的《日台条约》进一步确立了日本对台的政策体系。日本对＂台湾政权＂的媾和被认为是吉田茂推行等距离外交的一种策略,实行的是一种限定承认与有限媾和,是推行＂一中一台＂的外交策略,同时也为同大陆改善关系留出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