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忠实”不是评价译作价值的唯一尺度——林纾成功翻译的启示

本文以林纾成功的翻译为例,分析社会背景和接受者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指出衡量译作的价值,不只在看它是否“忠实”于原作,还在于看它是否适应社会进步的需求,有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

元祐更化后,反变法阵营发生分裂.蜀、洛两党交恶,矛盾公开化.两党交恶,表面上看源于权力之争,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蜀学"与"洛学"在思想领域里的尖锐对立.作者深入分析了苏、程两家对<中庸>这一儒学经典的不同认识与看法,试图阐明蜀学与洛学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形成对立的根源所在.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宗施与宗法制解体在《侯马盟书》中的反映

侯马盟书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末年宗族解体的事实,而宗族的解体则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宗法制的周人传统在战乱频仍中逐渐走向消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宗族的解体并不是突然分崩离析,盟书仍然强调效忠“宗主”,还提到“宗人兄弟”,说明这个时期宗族的外壳还在,只是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春秋末年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表征。     

重返民族文化的元典——鲁迅与《尚书》

《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深受古典文学浸润的鲁迅与《尚书》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或直接或隐晦的联系。首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对《尚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其次,鲁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尚书》自然被鲁迅信手拈来地用于多处作品之中;第三,《尚书》作为一部文化元典性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朴素的文艺观,它所提出的"诗言志"一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该文艺观也是充分肯定的。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统一——以李叔同出家为例

宗教不是迷信,它是与科学对立统一的。非宗教徒吃肉、喝酒、性行为时会觉得快乐与马克思提出的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如吃、喝、性行为等等）才觉得是自由快乐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非宗教徒眼里,宗教徒持戒（如戒色、戒酒等等）是痛苦的,那是因为宗教徒持戒这些行为不是人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而是节制自己。马克思还指出,如果人使这些机能脱离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时,人就与其它动物一样。不管是宗教还是科学,我们都应该超越人的这些动物机能,所以修行之于宗教、钻研至于科学,都是艰难且伟大的。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

甲骨文中的“蜀”,学者多谓此即古代巴蜀之蜀。然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与中原相距遥远,殷商时代考古文化面貌亦与中原相异,不像是甲骨文中与殷商王朝联系颇为紧密的蜀方国。通过对文献和商周甲骨金文的深入研究表明,殷周甲骨金文所见之蜀当在今河南长葛市,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并非一事。     

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既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坚持汉学正统观念,恪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平淡中和的诗教和美刺传统。其二,知人论世、考镜源流、文品如人品的评价方式。其三,注重形象性,反对征实,反对臆测,主张顾及全篇。其四,主理尚用,有补于世,服务于现实政治。其五,史家视角,文史兼备,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