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接受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学理反思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将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视野引入传统的陶渊明研究,进行接受的、影响的和效果的研究,隐然成为了陶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它不但推动了陶渊明研究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开拓、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净土思想对《桃花源记并诗》之影响

晋宋之际,佛教净土之阿弥陀佛信仰极为兴盛,生活在此时的陶渊明势必会受其影响。陶渊明与信奉净土思想的慧远、周续之、刘遗民、张莱民等交往,也会受其思想熏染。陶渊明所受净土思想之影响外化于作品,《桃花源记并诗》就是其载体。探索这种现象,对于研究陶渊明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老子战争及谋略思想探究

由于《道德经》中体现了较丰富的战争及谋略思想,所以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兵书甚至是讲阴谋的书。本文在对老子战争、谋略思想的精神实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力图更准确理解《道德经》所论述的主旨———"道"的本质含义。本文认为:老子的"道"是情怀和规律的高度统一;情怀是根本,是实质,是理解老子战争、谋略思想的钥匙,也是澄清误解、辨别是非的要害所在。     

《道德经》中“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新解

《道德经》第二章中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句,是本章的中心论点,也是该书的灵魂,以后各章的论述都是围绕着“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展开的。在阅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一句时,许多文本均断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均将“处”、“行”二字当做动词,这样理解不能算错,但断句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将“处”、“行”二字视为名词,强调了圣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不言之教,更为妥当,更能体现老子所要表达的思想。     

简议陶渊明性格的复杂性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从表面上看他的性格是复杂的,而通过对其前期和后期人生经历的分析却看出其本质并不复杂,通过论述对他的复杂性给予定位。     

日本的《道具论》与中华之"道"--浅谈日本集团的设计理念

文章通过日本学者所提出的<道具论>,重新认识中国固有之"道器"论,试用中华古老之"道",诠释与丰富日本现代之"道具论",并强调引进"道具论"充实现代工业设计理论.     

论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美学

庄子美学是"逍遥游"的美学,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逍遥游"兼有人生、审美的双重意义,成为庄子人生哲学与美学的共同归宿点.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比任何人都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了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做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美学是从心灵体验出发,追问永恒长存的生命意义,把个体有限的生命纳入到宇宙大生命之中,从而实现美的超越,从有限进入到无限,最终使人生永恒化、艺术化,使审美本体化、人生化.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唐前乐器赋考辩四题

唐前器乐赋中,《长笛赋》作者、《角赋》作者谷俭的朝代、江淹《横吹赋》的吟咏主题以及傅毅、蔡邕"琴赋"的篇名存在争议。经考辩,《长笛赋》"赋序"作者当属伏滔,残句部分应存疑;《角赋》作者谷俭为晋人,不处唐世;江淹《横吹赋》所咏乃"横吹笛",非"横吹曲";傅毅赋作应称《琴赋》,又或为二篇;蔡邕赋作应称《琴赋》,其《弹琴赋》一名似由明人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