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新解

《道德经》第二章中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句,是本章的中心论点,也是该书的灵魂,以后各章的论述都是围绕着“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展开的。在阅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一句时,许多文本均断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均将“处”、“行”二字当做动词,这样理解不能算错,但断句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将“处”、“行”二字视为名词,强调了圣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不言之教,更为妥当,更能体现老子所要表达的思想。     

简议陶渊明性格的复杂性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从表面上看他的性格是复杂的,而通过对其前期和后期人生经历的分析却看出其本质并不复杂,通过论述对他的复杂性给予定位。     

日本的《道具论》与中华之"道"--浅谈日本集团的设计理念

文章通过日本学者所提出的<道具论>,重新认识中国固有之"道器"论,试用中华古老之"道",诠释与丰富日本现代之"道具论",并强调引进"道具论"充实现代工业设计理论.     

论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美学

庄子美学是"逍遥游"的美学,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逍遥游"兼有人生、审美的双重意义,成为庄子人生哲学与美学的共同归宿点.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比任何人都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了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做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美学是从心灵体验出发,追问永恒长存的生命意义,把个体有限的生命纳入到宇宙大生命之中,从而实现美的超越,从有限进入到无限,最终使人生永恒化、艺术化,使审美本体化、人生化.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唐前乐器赋考辩四题

唐前器乐赋中,《长笛赋》作者、《角赋》作者谷俭的朝代、江淹《横吹赋》的吟咏主题以及傅毅、蔡邕"琴赋"的篇名存在争议。经考辩,《长笛赋》"赋序"作者当属伏滔,残句部分应存疑;《角赋》作者谷俭为晋人,不处唐世;江淹《横吹赋》所咏乃"横吹笛",非"横吹曲";傅毅赋作应称《琴赋》,又或为二篇;蔡邕赋作应称《琴赋》,其《弹琴赋》一名似由明人所误。     

泰州学派王襞的审美人格思想

“道”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审美人格思想的高度凝练,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审美人格本体论的“自然之谓道”;二是在“自然之谓道”基础上提出的审美人格境界论——“率性之谓道”;三是审美人格理想论的“王道”。     

王夫之衍《老》的旨趣及主要方面

王夫之衍《老》,一是为了拨正历来解《老》中的错误,还《老子》以本来面目;同时批评历史上因不善用《老子》而导致的祸乱。二是为了曝显《老子》之失,将它引导到儒家的正确方向上来。三是为了指出《老子》的优长之处,以与儒家大正中和之道会通。他的诠释和发挥着重于三个方面:以道为中心的本体论,以气为中心的宇宙论,以守一主静为中心的修身治国论。通过对《老子》之旨的重新揭示,王夫之表达了他既批评佛老又吸取其合理思想充实儒家的诠释方向。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畸于人而侔于天——生命哲学视域下《庄子》中的“畸人”之德及其美学意义

《庄子》中的“畸人”,畸于人而同于天。畸人内德充实,生命力顽强,与神人、至人等理想人格形成互补关系。“畸人”之德,其一,以道为宗,师法自然;其二,超越形骸,忘怀生死;其三,具有以“畸”为用、以无用为大用的生存智慧,与物为春,与时俱化;其四,“独”,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他们游方之外,以醒世者的姿态批判礼俗社会对生命和人性自由的框限,反对对人的同质化和标准化要求。庄子借“畸人”形象,一方面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审丑”美学;另一方面展示了丰富的生命哲学意涵,期待人们能跳出成心和定见的思维惯性,对生命作平等观照,从而实现精神的超越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