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证据的取得、认定、运用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电子证据种类,肯定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措施,明确了证人出庭保护等制度,为今后查办和认定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新的保障,当然也提出了新问题。     

变性手术法律标准研究

变性手术具有高度伦理性、高侵袭性、高风险性及后果的不可逆性,国家法律必须对其进行规制。"变性人法律与就业政策国际联合会"制定的《变性人医疗法律标准》和"世界变性人健康专业协会"制定的《哈利.班杰民性别焦虑国际协会性别识别障碍医疗标准》(第六版)在变性手术标准方面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我国卫生部《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存在一些限制患者权利的条款,建议删除患者应提交无罪证明、性取向不能为同性、患者未在婚姻状态等条款。     

“罪名”抑或“具体犯罪行为”之析——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权解释的几点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与其年龄密切相关。立法上始终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及其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如何确定犯罪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触犯的罪名等，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坦白从宽”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中国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研究

随着《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垄断协议将趋于隐性化,发现和认定垄断协议的难度也将随之增大。为了解决秘密垄断协议侦破难的问题,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宽大政策,中国在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也制定了宽大政策。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宽大政策的理论基础,指出宽大政策通过改变卡特尔成员的参与约束或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对卡特尔起到威慑和瓦解效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宽大政策的现状,通过对比美国和欧盟的宽大政策,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宽大政策存在透明度低和不确定性大等诸多问题;最后给出了完善中国宽大政策的措施。     

刑法第306条设置批判质疑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后，其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该条规定从立法观念、特殊主体设置、条文拟制、司法平衡、审判实践及实施后果上都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宪政背景下，公权机关仍然是公众权利的受托人或者代言人，对公权机关的无原则歧视或者攻击，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不尊重或者践踏。因为公权机关同样需要善待，一如公民权利需要善待一样。     

Praetor的实与名:从正名开始的罗马公法研究

古罗马的Praetor的名实问题,从翻译的角度说存在八种汉译,对Praetor官职从古罗马共和时期开始直到帝政时期的实际职掌,其最初是一种兼具行政、司法和军事职能的官职,只是到了帝政时期,Praetor才慢慢地转变为专业的司法官.因此,对Praetor一词的准确把握,应依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职能进行,不能通译为裁判官,最好的释义是副执政官.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以整合发展观为视角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一方面必须吸收和接受外来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身个性,以使法治发展适应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基于法治发展的这种两难状态,本文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引入了一种法治的新发展观--整合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探析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途径,从而提出在中国实现法治应当对法治要素进行位次排序.     

《论法的精神》的当下意义——也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论法的精神》概括的由地理、经济、宗教等因素决定的良宪论是其核心精神,也是法治标准的核心标准,而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标准缺少这样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政体历经君主政体、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个阶段,缺少宪政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基础。《论法的精神》的权力制约思想对我国现阶段仍有重大启迪意义。另外,《论法的精神》的比较研究方法、唯物主义方法、综合系统方法对我国法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中国法学何处去＂的回答,要点在于对中国现在国情的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讨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过多地、直接地参与经济活动,二是城市化加速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总体判断仍为风险可控。一是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40%以内,远低于60%的债务率标准。二是中央政府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在各级政府间平衡债权债务,使得中国加总的净债务率较低。三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尤其是中央政府保持相当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体制性的解决办法是治本之道。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地方政府不规范借债问题,须建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分析

为维护国际海运安全，国际社会纷纷派出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且三个因素相互关联。同时打击海盗的行动应受到相关国际法的约束，包括履行尊重沿岸国主权的义务、遵守人道主义法则的义务和因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