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无垣之“城”——近代西安回民社区结构探微

历史以来西安回民社区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其宗教社会内部的组织秩序同构.回民社区在适应国家政令及地方法规制度管理的同时,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教坊为组织形式,教民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教坊制度下回民小集中的空间结构后面隐藏着的是居民的行为活动与教坊的物质空间秩序、社会生活组织秩序的高度统一,即物质形态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构成了西安回民坊巷居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     

民国西安经济转型的动力与结构分析

民国以降，西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受到制度和抗战沦陷区经济大转移等外力因素的剧烈影响，短期的外部赋予给西安经济注入了活力，迅速改变了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这对西安经济结构的改造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外部因素的过度倚重，形成国防、军事统制企业生产，手工业为核心工业体系，消费工业为主体诉求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低层次、同质性显著。在经济转型和结构发展中，西安近代化凸显了制度强化经济发展的作用。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论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中的作用

持敬是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本文从“涵养须用敬”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两方面, 对敬之作用进行了论述。     

南戏中"义公"形象初探

南戏中的"义公"虽身处社会底层,但一个个古道热肠、疏财仗义,他们身上寄托了文人的道德理想,同时也体现着市井的世俗趣味.就谋篇布局来看,"义公"对作品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桃花牡丹岂相袭——驳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本文从人生境界、立身行事、作者态度等方面分析了袭人与宝钗所代表的“假道学”与“真理 学”的区别。文章意在否定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