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笔下的酒名

酒名,凝结了中国的文化创造,作为北宋饮酒名人,苏轼笔下有众多饶有趣味的酒名。本文通过全面梳理苏轼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酒名,以期对宋代酿酒业本身、宋代乃至中国酒文化有所了解,特别是由此彰显苏轼的酒观念和饮酒背景,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位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匠。     

老舍与施蛰存：迥异的都市抒写

老舍和施蛰存都是都市小说家，与所描写的都市有着切肤的情感，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静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而是客观中肯的，但仍然能发现都市的弊端：老舍用幽默的笔墨，讽刺北京这个乡村都市的封建性；施蛰存运用心理分析和感觉主义的方法，表现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堕落与变异。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楚简"大水"即水帝颛顼即《离骚》"高阳"考

"大水"是出土楚简所载较普遍祭祀的重要神祇。目前关于"大水"的说法仍缺乏证据或仅为推测。其实,"大水"的得名与洪水有关,主管洪水的"大水"星神是辰星或营室,而辰星和营室所对应的神主都是水帝颛顼,所以楚简所祀的"大水"就是颛顼,"大水"是《离骚》的"高阳"而不是《九歌》的"河伯"。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