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存在——施蛰存在30年代文学地图上的位置

在1930年代的文坛上,施蛰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像京派那样在自然生命中寻找生存的价值,也不像海派那样沉迷于物质世界,同时也拒绝革命文学对未来的展望。他在乡村与都市文化的时间差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定位。     

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周代邿国地望及相关问题再探

针对学界有关认识,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对周代邿国地望变迁进行重新梳理,得出以下认识:邿国初位于汉晋平阴以东,因战略位置险要,故在齐势西扩的压力下约于春秋中期早段南迁,在汉晋任城亢父邿亭立国,平阴故地成为齐之邿邑.南迁后邿沦为鲁国附庸,公元前560年因内部分裂而灭于鲁.因此,鲁取之邿并非平阴邿国,而应是南迁后的亢父邿国,山东长清仙人台邿国墓地当对应平阴之邿.     

许冠文“城市喜剧”的社会文化意义

许冠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影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作为一个“票房神话”的创造者，其影片的价值并非仅停留在“俗”的层面上，而是有着他追求的雅俗共赏的美学境界和艺术精神力度。通过分析许冠文作品产生的香港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许冠文电影的时代价值、美学风格及其在香港电影界和香港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地位进行探讨，可以较全面较深入地了解许冠文电影以及与之有关的香港喜剧电影的文化意义。     

建构与颠覆:老舍与王朔创作中的"京味"比较

因创作题材和语言与北京地域文化有着共同的联系,老舍和王朔都进入了"京味"文学的谱系.但与老舍所建构的"京味"叙事比较,王朔的叙事题材和语言风格存在着明显差异,二者创作所蕴含的"京味"也不尽相同.     

试论徐志摩新诗体制的主张与创作

在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之时,徐志摩重视诗歌样式,强调诗歌语言的音韵美等理论,适时地匡正了人们对新诗的诸多误解。他以其丰富多样的创作实践探索新诗的体式结构、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意境创造等,并成为中国新诗表现形式的拓荒者与理论家。     

精“译”求精——文化翻译观照下的《陋室铭》两英译本比较谈

从文化翻译观角度出发,通过对刘禹锡《陋室铭》两个英译本在选词和句式上的试探性分析,探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文化传真,即要求译者克服其母语所习得的文化生活经验与译入语或译出语文化的差异障碍,将译入语和译出语进行创造性的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而客观地传达出语言文字表层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诗意与世俗的分离——《顽主》分析

王朔由小说《顽主》开始塑造了一批"顽主群像",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可以发现被认为是社会沉渣的顽主们,并非如大多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玩世不恭的痞子,他们的肉体在地面上生活,他们的精神却在半空中悬浮,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现实世界和形而上世界之间的痛苦徘徊。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苏轼笔下的酒名

酒名,凝结了中国的文化创造,作为北宋饮酒名人,苏轼笔下有众多饶有趣味的酒名。本文通过全面梳理苏轼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酒名,以期对宋代酿酒业本身、宋代乃至中国酒文化有所了解,特别是由此彰显苏轼的酒观念和饮酒背景,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位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