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苏轼贬谪生涯与北宋岭南文化

在贬谪岭南六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仍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岭南的佛道文化、旅游文化、饮食卫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传播或建设，既在逆境中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也传承了先贤的文化精神，成为北宋时期贬谪岭南造福岭南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从瑶族石牌律看法律的起源

世界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瑶族石牌律的产生与人们论述法律和国家的产生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又有其独特性.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距今仅五六百年,既有典型性、系统性,又有清晰发展逻辑的少数民族法律的起源形式,为世人研究法律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一个去古不远的参考标本.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试析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从《前赤壁赋》看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形象反映的产物,更是作家文化品格的体现.通过对《前赤壁赋》的分析,探究了中国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指出苏轼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恒常"与"变易"的辩证思维等是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而为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继承和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