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神女与屈原《山鬼》的关系

研究历史文献,并结合考古发掘,发现巫山得名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有关,与巫咸山无关。巫山神女故事肇始于宋玉《高唐赋》,与《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的姑媱之山的女尸无关,与屈原《九歌.山鬼》无关。     

论屈原的死亡意识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其死亡意识:一是描述死亡,一是描写对死亡的超越。诗人的死亡观既受孔子、孟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庄子死亡观的渗透。作品所表现的死亡意识,是诗人死亡观的艺术体现,是诗人人格境界的艺术转化,它蕴含着诗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与阐释。屈原对于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论元、明、清杭甬竹枝词的风格流变及原因

竹枝词原为巴蜀民歌,可抒情和吟咏风土。自唐代以后竹枝词成为文人喜爱创作的诗体,并以歌咏爱情为主。清以后的西湖竹枝词和宁波竹枝词则以吟咏地方风土人情为主,与前朝风格迥异。这一变化与清代诗人们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理念有着重要关系。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郴州袁子让生平与家世及师友考证

明代郴州袁子让的各种传记有三个不同的源头,且均有不同程度的错误：袁子让并未担任过眉州知州,而是嘉定知州;任嘉定知州七年（1602-1608）,而非九年;进京后,袁子让是担任兵部郎中,而非主事或兵部员外郎。其师有曾朝节、冯琦等,其友有曾凤仪、汪楫、范醇敬、罗绲、王毓宗等。袁子让共有著作八种,散佚三种,现存五种,其中,《字学元元》、《文市榷酤》两种为学界所熟知,而《注易图》、《全蜀边域考》、《嘉州二山志》三种虽然现存,但学界极少提及。袁子让有一兄（袁子谦）、一弟（袁子训）、二子（伯瓛、仲璿）。     

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综述

元代乃杂剧发展的成熟时期,也是发展的黄金时期。杂剧家们感怀时势,或以人寄言,或借人抒怀,采用一系列艺术手法,塑造出一批鲜明生动、类型多样的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特殊形象。历年来,这些人物形象的研究渐渐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元杂剧人物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阐述,留下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文章试从形象类型化、形象成因、形象意义等方面着手,对学术界研究元杂剧中人物形象的硕果作一番梳理。     

《世说新语》之“袁公”考辨 ——兼与范子烨先生商榷

《世说新语》是一部集汉魏两晋的传闻轶事之作,其出现“袁公”的条目仅仅一条。考《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可知在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与《世说新语》所记“袁公”信息相吻合的,是东汉袁氏诸公中的袁汤,而不是袁隗。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元代社会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社会十分重视和提倡尊老敬老,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照顾优遇老年人,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