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厚入有间”与“有厚入无间”辨——周济和蒋敦复词学思想比较研究

“无厚入有间”和“有厚入无间”分别为清代词学家周济和蒋敦复的论词之语，这种形象化的说法颇难领会。结合两家的其他词论，对二者的实质意义进行阐释，并揭示二者的区别。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元代江西泰和词人曾允元流传辨

元代江西泰和词人曾允元一直是文学研究史上缺乏关注的对象，千百年来，除了史籍偶尔见栽一下，基本无人问津，以至于事迹湮灭，生平难考，有关“曾允元”的名字和个别词作在历史的流传变迁中较为不一，有必要对其做一些梳理和辨析，以补文人生平研究之空白。文章认为，曾允元与曾舜卿并非一人，而怀可才是曾允元之字，新元之际曾以儒学教授为职。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