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张澍西北竹枝词民俗文化价值论略

张澍是清代竹枝词发展史上重要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位既创作西南竹枝词,又创作西北竹枝词的诗人。他以西北人的眼光来审视西北,对西北地区的文化习俗进行了历史性扫描,勾画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民俗画面,涵盖了山川风物、民间文学、饮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幅包罗万象的清代西北民族风情画卷,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精神和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思想史、民族史和民俗学价值。     

从张爱玲的作品看其人生态度

对于凡俗人生和乐趣的沉迷与了悟构成张爱玲生命切实的底子 ,她执着于个体生命的真实 ,保持着一份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 ,这使她成为一个极具个性又充满气质魅力的作家     

覆盆得雪发余晖报国文章彩笔挥--《雪岭重泽》卷三序言

薛文波先生是上世纪著名的回族学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一生汲汲追求真理,为弘扬回回民族爱国爱教的传统精神而努力.中年遭遇冤案,蒙受巨大苦难;晚年幸逢改革开放,以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回族历史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绩,对回族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遗稿已被汇编成<雪岭重泽>1、2两卷出版,今逢薛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雪岭重泽>的第3卷即将出版,作者特撰序言以志纪念.     

明理与过言?--论张载对庄子的评述

张载之学以六经为本而不废佛道精髓,尤其重视老庄的思想资源。张载认为,庄子明“理”但过于极端,终以之为梦幻。张载认可庄子所明之理,而批评其过言、过动,并常以庄子为鉴,警示学者。张载强调,学者当立心求道以明理,使天德得以盛大,使仁义能熟于内外,使天地之性与帅能在自身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论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

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走的是相同的"复古"道路,即发扬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弊端、民生疾苦、风俗人情,再现了汉乐府风歌的艺术风貌.     

张天翼童话:成人化的表达方式

张无翼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囿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教育传统,囿于时代的政治目的,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天翼把童话创作当作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采用了成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为执着于现实的创作立场、远离童心的旁观视角和对儿童情趣的理性化营造,在讲故事的同时为儿童讲述着成人经验里做人的道理。     

《后出师表》真伪考释

有学者对诸葛亮《后出师表》提出置疑。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一、《后表》虽不载于《诸葛亮传》,但见于《诸葛恪传》;二、《后表》不是张俨、诸葛恪伪造;三、《后表》用语与诸葛亮习惯用语符合;四、《后表》立意与诸葛亮行为一致。由此可知,《后表》是诸葛亮的作品。     

Former Minister Zhang's discourse on SARS: Government's image restoration or destruc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age repair discourse by Chinese Health Minister Zhang Wenkang's discourse on SARS. The minister faced several accusations: the SARS outbreak was grow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covered up the severity of this proble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gnored Taiwanese who suffered from SARS, and the Health Ministry provided information that was neither timely nor accurate. He employed several image repair strategies (denial, defeasibility, bolstering, minimization, differentiation, attack accuser, and corrective action). However, his messages were contradictory and apparently related on false information, so his efforts were unsuccessful and he was stripped of his 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