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总论》,但是后来有不少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笔者认为,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从来浮尘难化铁——《白鹿原》和陈忠实

《白鹿原》最基本的特质是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真谛,对传统文化下巨变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进行了准确和符合历史真实的表达。《白鹿原》在走向经典之路上接受着时间和读者的淘洗,让读者可以当标杆来衡量或者充实自己的内心。忠实这个名字对他人生的影响和鞭策,使他的人品跟作品一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好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说也一样,陈忠实知道他的天命所在。     

唐日两式祥瑞条之“中瑞”“下瑞”色目关系考

唐代礼部式祥瑞条曾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治部式祥瑞条的立法蓝本。唐日两式祥瑞色目类别、祥瑞条名称基本相同,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式祥瑞条大多带有注释文字,而根据现存的资料则未见唐式祥瑞条有之。本文对唐日两式祥瑞条"中瑞""下瑞"色目的异同进行考察比较,搜罗出日本式祥瑞条注释文字的中国文献依据,以期确证唐式对日本式的立法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唐式祥瑞条的原貌。     

陈忠实创作道路的文化意义

陈忠实创作道路具有重大的文化创造意涵。其一是早期农村生活奠定了作家民间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打造了鲜明独特的民族化、乡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学底色;其二是对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明确认知,使作家始终保持与人民母亲的血肉联系;其三是从为谋生而文学走向为实现生命价值和民族复兴而文学,成为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般勇毅执着文学事业的励志书;其四是不断进行精神的与艺术的"剥离",不断地拓新自我社会文化圈,不断择优、趋优,定义自我和超越自我,登攀文学艺术高峰。     

钟敬文学科方法思想刍议

学科方法思想是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敬文先生在数十年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教学研究过程中,具有高度的方法自觉,提出了系统的学科方法体系,并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结合以及多种方法的综合平衡应运而凸显其特色.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与《河图》《洛书》

对黄钟、律本、度母及十二平均律的释解,诠释了朱载堉新法密率与《河图》、《洛书》的内在关系。《河图》内函方而圆其外之图解,详细标出了十二律之数据长度,并对《洛书》九数与十二律相配之法作了通俗的释解,文中引《周礼·大司乐》及《明实录》为证,将《洛书》九数、十二律吕、十二支辰、六代乐舞相配及祭祀应用作了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