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去伪存真见铁证 毋庸置疑隐白梅——对叶植先生《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探究

习凿齿(328—412)暮年遁隐白梅,卒葬枣木山,有其遗迹及袁州的《郡志》《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江西的许多地方史志记载为证。叶文对此全面否定。然历代诸多有关墓葬、碑文、家谱编修、人名字号的史料及论述以至习凿齿本人著述都证实,叶文所引为据者均失于考证,或违背历史真实,或有悖常理,或无的放矢,或以遭诬损的后人著作否定千百年前的史志等记载,全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新见周静轩《秉烛清谈》佚文

新发现的周静轩《秉烛清谈》佚文,虽非原文完篇,仍弥足珍贵,对于了解周静轩其人其书不无助益。     

秦汉"有秩"考探

"有秩"在秦汉史籍中记载较少,而在出土简牍资料中却不断被发现."有秩"是秦汉时期普遍设置的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吏,一般来说为百石之吏,但亦不完全如此.对"有秩"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秦汉基层政治制度.     

论《夷坚志》对古代小说题材的开拓

《夷坚志》创造了许多新故事题材和类型,有在宋代商业经济影响下出现的局骗、海外经商者的历险故事,拾金不昧者的高举等。佛道故事体现出信仰的普及化、世俗化的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神灵,鬼灵精怪故事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公案题材小说,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李贽《说书》与明代八股文

明代思想家李贽经历了近乎传奇的一生.李贽的生平铸就了他的人格.李贽<说书>两卷是其八股文的代表作,它们在八股文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八股文的文献中属于珍贵的文献.李贽的八股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李贽的八股文合乎儒家传统但不迷信圣人之言;始终坚持对于真理的追求构成了李贽八股文的思想基础;李贽将八股文与文学作品同等看待,主张八股文必须有澎湃的激情;保持纯洁的心灵是李贽的八股文具有勃勃生机的人格保证.     

秦汉礼制中渗透的神学观念——以河北地区为例

秦汉时期,是宗教与封建专制融合的时代,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对秦汉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秦汉时期许多封建礼制和典章制度,都源于方术及其相关的宗教信仰。而河北地区的燕赵故地,正是神学宗教盛行的地区。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研究秦汉礼制中蕴含的神学宗教,可剖析封建礼制与宗教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

作为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建安风骨”是后代论者对于建安文学精神的一种独特接受和主体建构。由于建安文学的发展呈现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情形不一, 对这一创作范式内涵的把握和阐释就必须放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进行。曹植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古文学史上一直具有偶像的价值和意义。将曹植这一“文本”以及后代作家对他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就会发现,曹植尤其是他后期文化、文学活动的典范意义并非只在辞彩等形式的方面,而是标志着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及文学创作范式的完全确立,从而成为中古文学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

《三国志》裴松之注音共92条(不计重复),考察这些注音的被注字、注音来源以及它们与《王三》、《广韵》、《集韵》等韵书在音系上的差异,分析某些特殊注音,可以为我们校勘《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提供有益的线索与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