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贯彻《通用规范汉字表》需要澄清误解——以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为例

教育部、国家语委《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在“通用”领域使用汉字必须遵守的规范。贯彻该《字表》必须澄清前一时期文化界对简化字的种种误解。朱大可所持简化字是“字母共产主义化”、“毛体字”，造成“文化断裂”的观点，以及他对某些字形的解说，对推行规范汉字有阻力作用。建议文化名人了解语言文字知识和汉字改革历史。     

朱培德江西和平“分共”方式探微

史学界对朱培德江西“分共”事件着墨较少。其实,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既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清党”,也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政变,他开创了第三条全新的和平“分共”方式：“分共”不坚决、不彻底,在“分共”的善后态度上先“送”后“迎”。由于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朱培德采用了和平“分共”方式,随后不久,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这是史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也体现了这一事件对国共关系的巨大影响,并直接为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云集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八一起义后,宁汉合流,朱培德才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论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中的作用

持敬是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本文从“涵养须用敬”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两方面, 对敬之作用进行了论述。     

朱学与王学：儒学的二重性及其互补

朱学与王学 ,一个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约束 ,一个强调道德修养的内在性自觉。二者体现了儒学“内圣”与“外王”的二重属性 ,这二重属性恰好互为补充地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从宋至明朱学与王学孰轻孰重的论争 ,只是儒学这二重属性孰轻孰重的争论 ,也是儒学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的自我调适和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