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兼并战略研究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分析企业兼并的前提条件和均衡规模可以发现,兼并活动是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其前提条件是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必须"囤积"充足的管理资源;从资产经济价值的决定因素,契约关系的类型和作用,以及资产经济价值与企业规模相关性的角度,分析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合理性,剖析原因,表明选择的分界点,发现企业最优兼并规模的基础及条件。     

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当前,我国居民家庭存在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客观原因。然而,学术界少有文献从户主经历角度分析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此,利用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户主的外地生活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有外地生活经历、户主外地生活经历时长增加均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影响机制方面,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会通过拓宽户主获取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渠道、增强家庭的社会互动进而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促进作用仅在户主有社会医疗保险、不存在借贷约束的家庭中显著。因此,要积极完善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外来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加快普及社会医疗保险；同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居民家庭合理利用信贷工具优化资产配置。     

试论企业资产质量优化与评价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不仅应该重视资产数量，更应具备资产质量意识。资产质量具有相对性、时效性和层次性等特征，优化企业资产质量离不开对资产质量特征的熟练把握。评价企业资产质量既可以从总体上进行，也可以分资产项目个别进行。     

基于无形资产组合系统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方法

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的组合系统包含了充分反映其核心竞争力的信息,因而可以探讨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组合系统的形状与分布,井对其进行分析和整体计量,以此来评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于企业所有无形资产的整体视角.同时考虑了无形资产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匹配问题,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列出了7项有代表性的企业无形资产,设计了反映企业整体无形资产价值的三维空间系统,在3个维度上建立7个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用模糊评价法对每个无形资产的3个维度进行评价,由此确定各项无形资产在其价值空间中的定位和分布,用求矢量和的方法得出企业核心竞争力.最后用实例进行演算.     

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无形资产配置的特点及意义——基于资产配置扩展线的研究

无形资产具有不同于有形资产的特殊属性，在资产运营中发挥着独特作用。通过应用资产配置扩展线，发现无形资产在资产运营中具有协同性、阶段性且存在阈值等特点，说明无形资产既可以为资产运营提供积累和契机，也可能成为资产运营的瓶颈和资产状况恶化的加速剂，并且其流动性随价格变化波动较大。从而得出:产权主体应高度重视无形资产，政府要为无形资产配置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媒体关注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内部控制的路径分析

利用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商业类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共同作用的影响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媒体关注影响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内部控制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媒体关注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法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研究拓宽了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边界，为国家利用外部监督机制监督国有企业提供有了理论依据。     

“互联网+”环境下高校固定资产信息化管理

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固定资产的规模也不断增长。虽然许多高校都已采取信息化手段进行资产管理，但管理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当下日益增长的资产管理需求。以S大学为例，将“互联网+”引入高校资产管理，针对S大学固定资产信息化管理存在的管理意识淡薄、一体化程度低、共享平台建设滞后的问题，利用“互联网+”提高固定资产管理的规范性、共享程度和管理效率，构建S大学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并从对接财务系统、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开发资产管理手机APP和构建大数据分析系统几方面作进一步优化，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产使用效益，提高资产管理水平的目的。     

数字资产视角下货币法律概念的界定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是否属于货币，决定了其是否受到货币支付相关公私法律的约束。数字资产不依赖于法定货币体系、不限定使用范围、具备较强的去中心化特征，其更具独立的货币功能对货币概念界定带来了更大挑战。在既有法律仅规定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以及"货币形式""货币性资产"外延的情况下，我国径行认定数字资产不是货币，未能遵循"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因而难以保护当事人的支付预期以及推进数字支付的进一步创新。基于国家与市场在货币流通中的定位不清、不同法律部门存在立法目的差异等因素，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货币理论难以直接用于界定货币法律概念，而法学界创造的准货币论和货币认同论在适用范围、前置条件等方面亦存在诸多局限。现代货币支付体系已形成以法定货币作为基础、以法定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多样化发展，以及不以法定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共存的分层特征。货币分层体系本质是国家与市场、公共与私人的混合体，国家处于该体系的顶端，而法定货币则成为信用程度最高的货币类型。在该分层体系下，货币法律概念不具有同一性，更不能仅限于法定货币，而应将货币的法律内涵确定为用于清偿货币债务的，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支付系统要素"，以区分于投资工具、货币载体及仅少数人或小区域内认可的支付手段。其中，可参考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的理论内容，从子服务市场、使用权限、可替代的另一货币认定被普遍接受的市场范围，并通过币值稳定机制和接受货币的商家数量认定普遍接受的程度。另外，货币的法律外延包括在宪法与中央银行法中具有法定偿付效力的法定货币，以及在支付服务法、反洗钱法中具有支付监管效力，或在财产保护、行政费用征缴法律中具有货币财产效力的其他支付手段。其中，随着数字资产和法定数字货币的兴起，货币分层体系的构成更为丰富，具有支付监管效力和货币财产效力的货币数量将愈发增多。     

财务视角下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发展问题探讨

西部地区工业企业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西部地区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从财务角度看主要包括：企业单位数量少，资产总额低，负债比例过高，盈利能力比较低，债务风险比较大，产业结构层次还比较低，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大。针对上述问题，西部工业企业应抓住供给侧改革下的企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开发资源性产业，加快利用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企业的步伐，降低企业发展的债务风险，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提高非国有企业在西部地区工业企业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