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间存款保险制度博弈分析

通过存款保险制度下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分析证明:一国的市场纪律约束、监管手段与水平都影响着存款保险的实施效果,良好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积极效应发挥,否则,可能给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风险。由于我国监管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匮乏,银行经营不透明,造成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难以控制,所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我国的监管制度和提高我国监管水平、政策执行能力显得十分必要。     

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实证比较与适用性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比较分析发现,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贷款损失和损失率的预测结果的差异性较大;但信用监测模型和信用风险附加法所预测的经济资本配置比例不仅符合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经济资本的要求,也略大于实际应该配置的比例,实证表明了它们对度量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此外,本文也充分验证了借款人信用等级的不同,银行贷款经济资本配置的比例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房价波动、银行信贷与产业升级——基于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检验及区域差异对比分析

房价波动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阐述房价暴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传导机制对产业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并基于全国大中城市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法检验房价波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机制影响产业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对产业升级产生负效应;第二,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增加房地产银行信贷需求,挤出了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银行资金,从而抑制产业升级;第三,通过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东部大中城市银行信贷对房价波动与高新产业关系发挥中介效应,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高新产业发展资金;中部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第三产业发展资金;银行信贷没有对西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与产业升级发挥中介效应。     

基于项目模块导向的课程开发与建设——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课程开发与建设实践及探索

基于对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实训主导型课程的开发建设研究,按金融高职教育的规律和要求进行改革,以进一步完善课程整体框架与实训体系建设,增强教学效果。     

国债收益率协整关系研究

通过对中国国债收益率与央票利率、基准利率和CPI的协整关系研究,揭示出我国国债市场的收益率走势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施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我国国债市场的风险长期来看是可以规避的,而国债与央票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二者的利率风险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

小额贷款是金融制度的创新,是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提升和扬弃。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是国家金融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特殊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也使得金融体系更具包容性,从而完善了金融支持经济的功能。小额信贷不仅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也会丰富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内涵。应设计出更加符合发展需求的政策体系,使小贷公司有更好的发展愿景。     

“社会企业”与“食物银行”:澳门特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刍议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绝不能产生任何滞后。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地变化,由政府高度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亦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之一的澳门,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政府公共财政收入颇为理想的情况下,不断探索"以民为本"的社会管理模式,努力辅助弱势社群,解决社会问题,持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澳门特区近年来推出的"社会企业"和"食物银行",是澳门政府现阶段社会管理的着力举措,体现出澳门特区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特点。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sub-imperialis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razilian capita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litical-economic outgrowth of Brazilian capit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after the outse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analysing the public-sector finance policy of the Workers’ Party (PT) during the crisis, I argue that a structuration of investment was established. Utilizing theoretical premise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sub-imperialism, this paper traces the motions of the industrial financing processes that perpetuate Brazilian capitalism outside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state to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ergent’ economies, their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I argue that such structures represent a policy to acceler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ab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