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特点、外部约束与行业协会能力

构建行业协会制度能力和服务能力测度指标,实证研究表明:协会组织特点、外部约束对于制度能力以及制度能力对于服务能力具有影响。组织特点中,协会兼职或离退休官员的存在不利于协会制度能力提高,尤其是离退休官员。收入虽然对制度能力没影响,但显著影响了服务能力。外部约束中,行业竞争不利于协会制度能力,也没有影响服务能力,反而容易诱发协会寻租活动。协会间竞争对于制度能力、服务能力都没有影响,但对寻租活动抑制效果显著。政策只对协会促进会员遵守规则的制度能力具有正向作用,对协会服务能力提升没有产生效果,仅减少了协会寻租可能。制度能力对于协会总体服务能力和正向服务能力都具有积极作用,而对于负向能力没有影响。     

金融创新背景下个体网络借贷犯罪行为的认定

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迅速,但监管缺失导致了该行业的畸形发展,刑事风险攀升。《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对个体网络借贷做出规定,意义重大。个体网络借贷中债权转让和平台担保两种模式游走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地带,在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前,对这两种平台经营模式,刑法应该保持谦抑,谨慎介入。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基于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的餐饮商务信息意识研究

数据挖掘技术日趋成熟,广泛应用于金融、地产、投资、评估等各个领域。数据挖掘技术亦可应用于餐饮业,为其经营决策做出分析。其他领域的数据挖掘的成功案例也可以引用到餐饮行业中。本文对餐饮人士在餐饮商务中是否具备信息意识、对信息意识的重视程度进行调查,利用数据挖掘中主成分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处理和分析收集来的数据,从而说明数据挖掘在餐饮业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反映餐饮人士信息意识状况。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餐饮商务资讯进行管理势必提高企业效率和盈利水平,促进餐饮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论强化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经济全球化,进而使无国界竞争逐步形成,带来企业经营模式及经营战略的调整,由此掀起强化企业责任特别是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潮流。为了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企业应结合国情,针对责任缺失的状况,树立起先进的企业责任理念和高尚的道德水准,从内部和外部两大方面不断强化企业责任,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商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商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将两类系统从外部环境等6个方面27个考察点进行对比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分析、综合的方法归纳了两类系统的共性和区别,对有关学者、企业管理者理解和掌握商业生态系统的特性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门限性质检验——兼论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中的美国因素

运用M 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门限性质以及美国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依赖于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即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呈现出不同的协同性水平。另一方面,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隐含了美国作为两地之间经济冲击的传递渠道以及两地共同的外部冲击源的影响。当剥离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后,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较为微弱。因此,促进两地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同,应科学甄别和合理利用美国经济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