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转型探索——基于广西佛教济善会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个案,对其价值承载、发展困境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我国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管理体制的内部改革治理、慈善行为的有效动员、社会服务领域拓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转型时期我国宗教慈善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特色化、国际化、长期化的发展路径.     

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慈善行为既出自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同情的善良意志,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政府鼓励和推进的事业,也需要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目前,官办慈善组织在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支配作用）,但近日诸多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这一体制遭到许多批评,并使慈善议题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既要考察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更要思考如何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参与。分析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推动民间慈善和私人慈善活动的发展,使慈善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构建基于个人德性和社会正义的现代慈善伦理

现代慈善伦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基于个人的德性伦理,也包括基于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被大众广泛认同、体现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是个人德性伦理的必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时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个人德性伦理的同时,要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普遍化和公共化特征,更加注重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伦理,形成完整、理想的现代慈善伦理生态。     

宗教界公益慈善组织化发展的统战路径与优化

在中国宗教界公益慈善的组织化进程中,统一战线发挥了政治合法性考量与枢纽性协调引导、服务和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发扬服务社会、行善济世的优良传统,在扶贫济困、帮学助残、救难赈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且公益慈善呈现出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在对宗教界多个慈善组织的调研基础上,指出由于宗教界的公益慈善尚处于组织化发展的初期,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从而提出完善统战体制的顶层制度设计、设立宗教界公益服务促进会和公益信息平台、协调和规范宗教界公益宣传、建立健全宗教界公益服务的统战服务监督机制等对策,引导宗教界参与社会慈善公益的优化路径。     

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模式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中国进入后扶贫时代。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论述其作用机理,并提出实施该模式的可行路径。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主要内容,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分析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模式,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产业的发展战略,对创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慈善事业的困境及其转型

我国的慈善事业存在捐赠额占GDP比例小、民众积极性偏低、政府运作色彩浓厚、慈善机构社会公信力较低等问题,这是慈善文化困境的一种反映。当前,我国慈善价值观面临如何正确对待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的二元悖论。应推动慈善文化转型,构建＂以人为本＂的慈善文化,包括确立和谐社会观、社会责任观、现代财富观,并建立相应的慈善制度。     

中美慈善思想及现状的比较研究

对中美慈善思想及现状的比较研究,对正确认识中美慈善事业,加强慈善事业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借鉴,加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慈善事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一项崇高而又有生命力的事业,加快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

为构建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运用现代组织理论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慈善组织中的官僚化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慈善组织＂控权＂功能的缺失,文化传承过程中中国民间慈善意识缺乏延续性;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建构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一种与政府民政部门之间积极合作、公平竞争的慈善组织。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